◎蔡俊威
「求同存異」是中共官員處理矛盾時常掛在口邊的說話。然而，落到國家具體管治時，中共面對所謂的「存異」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忍耐？
香港的「一國兩制」常被視為開天闢地的管治概念，惟實際上在建政初期中共在處理西藏和上海問題時早已應用類似的手法。而回望歷史，這兩地的「存異」皆以失敗告終；一國中心化亦勢不可擋。下文嘗試探討兩地的經驗，從中幫助我們反思香港當下的處境。
自1951年解放西藏，中藏有過8年「一國兩制」的蜜月期。惟1959年拉薩事件後，西藏全面進入「一國一制」。西藏專家王力雄的研究可讓我們略窺歷史一二。
香港和西藏的可比性很強，在於她倆皆是地緣政治最敏感的地方。西藏自治區（衛藏）面積達122.84萬平方公里，佔中國總面積1/8。而達賴強調的「大西藏」，更進一步涵蓋青隴川滇等省內的藏漢混居地（康區、安多），佔去1/4個中國。西藏的地緣政治危險性比香港更實在：作為中國大後方的「第三極」天然屏障，一旦失守，將被人直入中原；而西藏亦牽涉眾多國際力量（英國、印度、俄羅斯、美國）的拉扯，其分裂或隨之引發疆、粵等地分裂獨立，因而令中共至今仍不放心，要牢牢掌住西藏。
1951年為了和平解放西藏，中藏簽署「十七條協議」。這是當年治藏的基本法，亦與日後對台「葉九條」、對港「十二條政策」一脈相承。協議給予西藏很大自治空間，但其核心始終難逃中央對藏擁有領土主權的基本原則。中共初期對藏更多地利用「統戰」策略以令後者「自願地回歸祖國」：西藏遲遲不履行「十七條協議」中的「義務」（如成立軍政委）；更甚，在1950年代全國革命和意識形態熱潮下，仍能保留被中共狠批的封建農奴制，可見毛澤東對西藏的「容忍」。因此，西方學者亦認同中央於進藏初期的確履行了「一國兩制」。惟1959年拉薩事件激化中藏矛盾，導致達賴及數萬名藏民流亡印度。
事緣，一國兩制只涵蓋以拉薩為中心的衛藏地區，康區及安多則被納入全國改革之內，威脅當地上層人士傳統特權，加之眼見毗鄰的衛藏地區未需改革，失衡感更大。四省藏區叛亂由此而起。中共平叛進一步使四省藏民湧入衛藏，追剿行動亦因而擴展到衛藏。這刺激了中藏的對立情緒，終觸發1959年的全面騷亂。
西藏問題極為複雜，非三言兩語可通。惟簡單梳理亦有所啟發：
1、中共視西藏主權為問題核心，其他問題甚至革命皆可容忍、讓步；
2、「一國兩制」從來只是手段，維持牢固主權才是目的；
3、拉薩事件之前，中藏並未翻臉，但心裏各有盤算。達賴期望叛亂能對中共施壓，從而迫使中共作更多讓步；相反，中共卻因此意識到，要保證西藏徹底穩定，必須把「一國兩制」改為「一國一制」；
4、在處理騷亂策略上，毛澤東批出指示：亂子愈大愈好，只要西藏反動派敢發動全局叛亂，那裏的勞動人民就可早日獲得解放。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亦說：「讓他們鬧大點，鬧得愈大，改革愈徹底，解放軍不要輕易上陣。」王力雄精辟之見解為：中共高層已從原來的「統戰」路線改為馬基維利式的策略，即聽憑事態擴大並失控，直到最後攤牌，便可名正言順接管西藏政權，實施直接管治；
5、中共一貫重視「不打第一槍」的道德形象，惟歷史往往有偶然性。1959年首先向拉薩發射的兩發迫擊炮是全面騷亂的其中一條導火線。檢視內部檔案，乃青藏公路管理局拉薩運輸站的經濟警察雷惠山在回擊騷亂者槍擊時，在未經請示下的氣憤之舉。
於中共而言，若然西藏解放是民族革命的展現，上海的解放就如1949年後上海市長陳毅所指，是「一部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教科書」。
1949年以前，上海曾是遠東第一金融中心，是亞洲最繁華的國際大都市。當時大量金融機構雲集於此，股票、黃金、外匯市場皆冠絕亞洲。她亦是全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單以1933年的上海工業產值就已佔全國一半以上，工業資本額及產業工人皆佔全國4成以上。惟1952年後，隨「三反五反」運動，外資金融機構基本消失，至1956年大力推行「公私合營」後，連所有私營資本主義經濟活動也絕迹於上海。
上海如香港，在國家發展上具經濟戰略地位。控制了上海，政權猶如獲得一個擁有強大造血和融資功能的經濟機器。因此，上海解放後，中共為了維持其特性以從中獲利，必須對其資本主義社會運作模式作某程度的讓步。1950年中共中央7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有些人認為可以提早消滅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這種思想是錯誤的，是不適合我們國家的情况的。」因此，作為資本主義中心的上海，名義上雖非行一國兩制或民族自治，實質上其運作模式卻有別於國內其他城市。
解放後，中共除「按照系統，原封不動」接收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官僚資本外，對於上海民間的私營工商業資本更是採取「原封不動、積極扶助、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方針。其中，陳毅親自督導，積極幫助私營企業解決原料、機器問題，並對其實施「加工訂貨」政策，由北京政府向私營企業代購代銷。根據鄭維偉引述之上海社科院數據，加工訂貨佔上海私營工業產值由1949年的1成飈升至1952年的近6成。此「上海模式」令國家經濟迅速恢復生產力，成為全國私營工商業政策的參考藍本。當時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興旺：私營商業批發額佔上海商業批發總額6成半；私營工業產值更是上海工業總產值的8成以上；零售額佔零售總額九成有餘；私營陸上運輸近乎壟斷全市貨運量。
惟1952年後，隨國內經濟秩序漸趨穩定，又於韓戰取得階段性勝利，中共對民族資本由利用政策改為限制政策。毛澤東更發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矛盾是不可克服的」之講話。就此，中共於上海率先開始「三反五反」運動，翻天覆地的把民族資本限制於「工人階級和國營經濟領導」下繼續「生存」。
1954年，韓戰結束後中共進一步改造私營企業。上海作為中國民族資本最集中的地方，成為了中共社會主義改造最重要的示範場。同年9月，榮毅仁的申新集團加入公私合營行列，他亦成為了有名的「紅色資本家」。至1956年，全國推行公私合營，在榮毅仁等資本家推動下，上海只花了6天就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資本主義經濟活動自此絕迹上海。
上海由高度被利用到高速被改造，意義深遠：
1、上世紀1950年代，毛澤東提出對資本改造的兩個辦法：一個惡轉，一個善轉。意即，一國中心化工程從來都是主軸，資本主義上海也只是被工具利用的一環。待時機成熟，要不「強有力的轉」，要不「和平的轉」。1953年，毛首次提出要資本主義在中國「絕種」，而當時的時間表為15年。惟因領導人的善變，一個指示、一次講話，世情便翻天覆地。兩年後，毛於《農業合作社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鬥爭》一文中，改為明確要資本主義馬上絕種。而事實上，及後私人資本在中國的絕種只花了1個月時間，其中上海只用了6天。
2、在策略上，加工訂貨被中共褒獎為扶助私營企業、重振國家經濟的善治。鄭維偉的分析點出了歷史的另一面：中共借助此策略對私營企業加以控制，即使未有推行「三反五反」，她亦能牢牢握住私人資本主義的咽喉，令其過渡至社會主義是遲早的事。毛澤東在1952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曾指出：「他們（私人資本主義）已經掛在共產黨的車頭上，離不開共產黨了。」同年，劉少奇亦在給斯大林的信中提到：「在10年以後，中國工業將有90%以上是國有的，私人工業不到10%，而這些私人工業又大體上都要依賴國家供給原料、收購和推銷他們的成品及銀行貸款等，並納入國家計劃之內，而不能獨立經營。到那時，我們就可以將這一部分私人工業不費力地收歸國家經營。」
3、面對差異，中共擅於統戰亦精於地下工作。中共建政前已在上海做了大量秘密工作，以掌握其經濟命脈，如上海有名的廣大華行，實為共產黨員盧緒章、楊延修裝扮成大資本家經營的產業。作為第三條秘密戰線，這些「資本家」除為中共籌集資金，更協助接收上海的民間資本。
除了以上的反思，歸根究柢，北京在面對差異時，一國中心化的欲望雖然蠢蠢欲動，但其最核心的追求實為「主權」——安全感所在。香港處於中共國難興邦論述的關節點，對香港主權的主張就更強硬。樂觀一面是，在穩住主權的前提下，一切都變得可能。關鍵在於我們處理中港博弈時是否有靈巧的政治手腕，及對地緣政治處境清晰的頭腦，不至於一頭栽進漩渦中的意識形態角力賽。
其次，要維持差異，相對的區隔是必須的。除了地理上的區隔，不能忽視政經社方面的融合。現時經濟、食水、糧食、電力、電訊網絡、地產、媒體等的過度融合，對中港雙方都是不健康的。香港將失去面對震盪時自我修復的免疫力，日後面對進一步融合，更為無力。
最後，中港關係從來都是雙邊的互動。洞悉對手的強弱，揣摩其心意是互動前的第一步，必須在現實時局中靈巧地博弈而非只流於抽空的理想理念。4篇文章下來，我們初步理順了中港關係，而後我們該如何在當下複雜的地緣政治處境為香港尋找出路？香港又該以什麼角色抖擻上路？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教學助理，原文載於2014年8月3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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