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志宏／士林地方法院法官

頂新案判決，社會譁然，陪審制再度成為關注的焦點。但如果社會真的有採行陪審制的共識，法律專業社群準備好了嗎？過去幾年，司法院大力推動人民參與審判，但大部分的資源都放在觀審上面，陪審制僅以比較或影子的型態，進行有限度模擬。這樣陪襯式的零星嘗試，缺乏整體性的準備與規劃，恐怕不足以讓陪審制真正付諸實行！就以頂新案為例，如果我們要採行陪審審理，以下幾個問題在進行制度規劃時，就值得法律專業社群仔細評估，凝聚共識，促成符合社會需求的陪審制度。

首先，由於陪審制原先是用以節制國家刑罰權，避免國家對個人進行司法迫害，也由於陪審制成本昂貴，一般都將陪審定位為被告的權利，也就是被告可以放棄陪審，僅由法官進行審判（Bench Trial）。相對於此，參審制比較傾向透過人民參審提高司法透明度，增進司法信賴，故被告原則上並沒有人民參審與否的程序選擇權。我們在採行陪審制時，究竟是要完全採用陪審制的原型，還是要兼採參審制的思維，讓檢察官也有聲請人民陪審的權利？如採取陪審制原型，被告律師就可以考量社會輿論對被告不利，而建議被告放棄陪審。也因此，以頂新案而言，即使有陪審可供選擇，被告一樣可以選擇讓法官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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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陪審制中，並非案件全由陪審團審理決定，而是由法官進行法律解釋，由陪審團為事實認定。如果法官對於法律解釋有誤，就必須等到上訴後，由上訴審重為解釋，再發回更行陪審。在頂新案中，社會輿論對於法院就食品安全衛生法中「摻偽」、「假冒」規定的解釋，有很大的爭議，但即使採取陪審審理，法院的解釋就是對陪審團指示的一部分。如此原先存在的法律解釋爭議，並不會當然因為陪審而解決，一樣必須透過上訴才能救濟。但陪審審理勞師動眾，經過陪審判決後，又要撤銷發回重審，其社會成本非同小可。其解決之道，或可研擬採取中間上訴制度（Interlocutory Appeal），讓兩造對於重要的判決前提事項，可以提前上訴救濟。不過，目前在立法院提出的相關陪審法案中，似乎均未有中間上訴制度的設計。法制上如何讓陪審可以兼顧效率，避免程序反覆冗長，有必要事先深入思考對策。

第三，一般陪審制，因為嚴守雙重危險（Double Jeopardy）禁止原則，會採取不對稱上訴設計，亦即：被告被判有罪後，可以上訴救濟；但被告被判無罪，檢察官就不能再行上訴。目前由立委自行提案的陪審團法草案第卅一條規定：「由陪審團審判之案件，其判決除有刑事訴訟法規定之再審事由外，檢察官不得上訴。」就是採取這樣的制度設計。但我國長期採取三級三審制度，同時也讓檢察官有平等的上訴權利，如果在改採陪審制初期，遽然取消檢察官對於無罪判決之上訴權，在面對影響全民重大的司法案件時，社會是否能夠理解並承受，恐怕不只是法理問題，而會是影響陪審制能否繼續受到社會支持的關鍵。

最後，也是跟現狀有很大不同的，是對新聞媒體報導的限制。在職業法官獨佔審判的制度下，法官被視為有能力排除來自社會輿論的不當影響，只依據法律及證據獨立裁判。但在陪審團審判時，很難預設陪審員能夠完全不受媒體報導影響。雖然法官對陪審團指示時，都會要求陪審員注意不要自己查找、研究對於案件的資訊，完全根據法庭上的證據斷案。但當案件受到社會高度矚目時，陪審員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也會接觸到與案件相關的資訊報導，此時在陪審制國家，通常就會授權法院得在一定範圍內，禁止媒體報導案件審理資訊。這在我國向來的媒體文化與社會習慣下，是否能夠接受，如果不能接受，又有什麼替代方案？

以上都是在採取陪審制時，必須考慮的問題與抉擇。相信同為陪審制的支持者，意見也未必一致。除此之外，為實施陪審制，還必須對現行訴訟制度為相應必要之調整，甚至需要配合我國刑事實體法編撰一套共通可用的標準法官指示（pattern jury instruction），使不同法官對於陪審團之指示能夠趨於穩定一致。為了讓社會真的有決定採行陪審制的成熟條件與自由意志，或許我們需要一部陪審準備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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