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專訪》平路用小說挑戰導演——左手寫文章 右手拚文化


2018-04-15

採訪◎記者藍祖蔚 整理◎記者楊媛婷 攝影◎記者黃耀徵

執筆寫作時,本名路平的作家平路,既是說書人,亦是書中人,身分自由轉換,虛實難辨;在職場工作時,她既是開疆闢土的異域先鋒,也是正帶領一家老電台脫胎換骨的董事長。很少作家像她那樣感性與理性兼顧,很少經營者像她一樣念茲在茲著文化先行,她用右手寫文章,用左手拚文化,因為她骨子裡是位冒險家,既不斷在實驗文字,也不忘開發生命故事,因為她相信:「人生一旦沒有了故事,就不太值得期待第二天的日出。」

問:很多女作家的作品被歸類為專寫給女性看的閨閣作品,但男性讀了妳的書,同樣也讀得津津有味,妳行文運筆,字裡行間的口吻,讓人想起了《遠離非洲》和《英倫情人》中總在非洲草原的夜裡,圍著營火向眾人說故事的動人女性,尤其妳往往透過一項物件,就能重建角色生命,如《黑水》裡妳透過富商太太的眼睛注意到先生突然戴起了鴨舌帽,展露獵人天性,是因為有了獵豔的對象嗎?這些從生活淬鍊而來的敏銳觀察,讓人讀了好生過癮,談談妳從細節著手的思辨之路?

答:

作家與故事的親密關係,或許可以上溯自《一千零一夜》,傳說中,女人每天都得說故事給國王聽,一旦故事說得不好,女人可能就沒有明天了,這則傳說反映這世界若沒有了故事,會變得令人窒息;一旦沒有了故事,這個世界其實也不太值得繼續活下去,故事讓人生變得有趣、有意義。

台灣也同樣需要故事,因為當島嶼沒有故事時,我們也就沒有了空間,因為能開啟人們內心宇宙入口的鑰匙還是故事。故事就是人與人相互吸引的來源,也是讓故事往下講述的驅動力,故事的魅力讓你即使身處沙漠邊緣,也會讓故事牽引著你回來,故事就是小說的魅力,黏著你的手指讓人想繼續翻下一頁。

文字創作者最重要的工作是用一個簡單的細節準確地傳達出最繁複的意義,透過你的專注與觀察力,用最短的篇幅說出最豐富的意涵,這就是小說家的手藝。我在《袒露的心》中透過眼科醫生常做的「視野檢查」描述老年體衰的焦躁。人們睜大了雙眼要辨識出視線所及之處是否出現了閃動光點,耳朵則聽到點點聲響,似乎在提醒你眼前出現了光點,催促著你趕快按下確認按鈕,但這光點是真的出現了?抑或是殘影幻覺?

我用這種方式帶出角色的心虛與心慌,但我心裡還有個企圖:我期待自己的小說有一天能拍成電影,所以我也想挑戰導演,我寫的細節是不是連再厲害的導演也拍不出來?這種挑戰/挑釁,也構成了另外一種寫作張力。

《袒露的心》虛實交錯 真相有如俄羅斯娃娃

問:張愛玲的筆,像繡花針,細細勾勒出角色的內心波濤,妳的繡花針也不遑多讓,如果說曹雪芹用《紅樓夢》的寧國府喻曹家,《袒露的心》透過虛實並用的手法,寫出妳與父母之間的傷痛情結,彷彿是一本袖珍版的路家《紅樓夢》,它既是傳記,也可以是小說,妳怎麼看走過的創作之路?

答:

一個夠敏銳、書寫也足夠精確的作者,就好像打造出一面鏡子,自然就會反映出彼時年代的繁複性。我的父母親一九四九年來到台灣,我則是在台灣出生長大,他們養育我的過程裡,有很多他們不得不的壓抑以及時代的印痕,我直到五十三歲始知「母親」並非生母,我的生母是當時幫傭的傭人,在那之前,有很多時候一直不明白父母在講什麼,後來慢慢拼湊出到底怎麼回事,這個過程就好像書裡面寫的俄羅斯娃娃一樣,一個娃娃套一個,一路套下去。

寫作《袒露的心》時,我試圖用非常主觀的眼睛來解讀父母親、生母的時代裡,他們可能有過的難處,但這些都是我自以為是的主觀,因為我是從孩子視角出發,也有可能是我了解錯了,卻是我理解的真實。

這本書有一定程度的自傳成分,但也有小說的層面,因為這是一個從孩子眼睛出發的作品,我真的知道當時發生什麼嗎?不論是小說或其他的藝術創作,都是讓身為作者、也是讀者的本人,創造出不同介面,用更多的角度來看待事情,曹雪芹寫《紅樓夢》時,不管是「真事隱」,或者「假語存」,都有相似目的。剛好「文字」這個媒介又充滿了歧異性,非常適合透過文字來看待自己、看待我們親愛的人。

至於我寫《黑水》時,也一心想寫出不同於司法判決書的新視角,這是身為小說作者可以為真實世界添補的視角,也反映出文學藝術的精神:問號。創作最好的語境就是問號,因為透過問號能拆解許多以為不能變更的事情,這也是寫作小說最讓我著迷的部分。

問:《袒露的心》用了不少典故,妳還逕行加註了不少註解,這些工程都讓人看見了妳在創作時下的苦功,妳怎麼來磨練這種寫作?

答:

確實,書中看似不經意的一句話,背後往往蘊含著我翻閱許多資料的時間和氣力,譬如《黑水》從新聞事件出發,要寫咖啡館人生,我至少也要學著會咖啡拉花。

更早之前,我花了五、六年時間寫《行道天涯》,你別看只是薄薄一本書,為了準備這本書,我的書架上幾乎都是孫文時代的書冊,我不但要重建那個時空,更要相互比對同一事件的解讀版本,我自信,即使是請歷史學家來檢視,都無法從書中找出破綻,不會扞格史實,不會違逆時代的認知,我的小說就是在歷史與歷史的縫隙之間發展出來的,夾藏著小說家的史觀與個人看法,或是對人情的理解,這是一個小說家本該如此的苦功,本來就該花十年的工夫來寫出一句話,身為作家我心甘情願,也享受這種煎熬與樂趣。

《黑水》從殺人案件出發 召喚理性思考

問:妳的多數小說,筆調總是平靜,即使探索自家身世的《袒露的心》也娓娓細述,唯獨《黑水》的筆鋒卻多了風風火火,為什麼?

答:

我覺得台灣的司法太需要改變,從媽媽嘴案件的判決書中,我發覺法官對於犯罪的原因往往不得其解,也不得其情,於是我想透過《黑水》提供更多角度重新觀看這起轟動台灣的社會案件,過去只要出現了鄭捷或是謝依涵這些殺人犯,就急著把他們妖魔化,一起朝著他們丟石頭,好像這樣社會就安全了,整個社會就被這種虛幻的正義與安全感驅策著,使得我們缺少理性討論事情的基礎,台灣如果未來仍然缺這種理性特質的話,該如何去面對中國的強大及侵襲?我認為這種對理性的堅持會是台灣未來十年的關鍵。

昔隻手促成香港台灣月

今讓央廣「聽見」歷史

問:妳不只寫作,也曾擔任過香港光華中心主任,現在也擔任中央廣播電台(央廣)董事長,感性與理性交錯運作,你如何平衡這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

答:

坦白說,我的個性裡有著愛做實驗的冒險成分,我二○○三年至二○一○年間赴香港擔任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那時看到法國在香港有「法國五月」活動,德國在香港也有很多節目,我心想台灣離香港這麼近,為何卻什麼活動都沒有?我便發想要將台灣重要的文化活動帶到香港,於是光華中心便開始了「台灣月」的活動,為了「台灣月」,我做了我個人以為做不到的事情,當時的新聞局一毛錢都不願意支持「台灣月」,我便向僑界發起募款,結果「台灣月」活動受到香港民眾熱烈支持,一直到現在都是年度盛會,朋友開玩笑說,如果我有隱形墓碑的話,也許「台灣月」就是一個。

央廣的新聞與節目有總台長處理,我則負責規畫央廣的未來方向。央廣是一個規模不大的老機構,從抗戰時期的一只麥克風開始,有著傳奇的身世,今年是央廣創台九十年,一個擁有九十年歷史的電台,放眼全球也著實不多,你看它好像是古蹟,但其實有著豐沛的生命力。央廣過去一直都是對海外播音,節目再好,拿再多的金鐘獎,國人聽不見節目,對央廣就沒有感覺。

現在我們建構了網站,透過新科技,提供國內民眾線上收聽管道,也即將推出APP,總算跨過了收聽障礙,我在央廣的實驗是想要串聯它的過去與未來,變成一個能代表台灣的國際型電台。例如央廣過去專司海外廣播,製播過十二種不同語種的節目,印泰越語人才都有,如今台灣民眾若能聽見這些外語節目,不但能排解新住民與移工的鄉愁,透過節目增進各個族群的相互理解,我們也會跟故宮與北美館合作,透過聲音來欣賞畫作,不管什麼時代,聲音都是需要的,傳播並不會消失,只是因應新的媒介要添加一些新的東西。

另外,央廣有非常多聲音資產,包括學者胡適、傅斯年,或是蔣中正、蔣經國的談話錄音,我正在規畫聲音博物館,希望能活化這些聲音檔案,並將以往專對中國廣播的民雄、鹿港等分台改為博物館,透過整理分類,不只是讓大家再次聽見這些歷史人物的聲音,還可以聽見冷戰時期對中國的心戰廣播等,以及古早時期的各式攤販叫賣聲,既可貴又有趣。

問:工作如此忙碌,怎麼挪出時間寫作?

答:

我向來把寫作跟工作分得很開,寫作是一件多麼快樂的事,雖然寫得很慢,但在我心裡時時刻刻都帶著我要寫的「書」,有感覺時就讓它一直長大,長到某個階段後也許會整個推翻、重新改寫。每天不管怎麼忙碌疲累,或是心情如何沮喪,說故事這件事一直都在我心裡,沒有一分鐘或忘,有時故事可能只有一點點形狀,但我從這個形狀裡延伸出我的想像,讓故事慢慢成形。我總告訴自己,我下一本書一定要不一樣,因為對自己還有期待,所以願意下苦功去鑽研,我不想重複過去的題材與寫作方式,我之所以提筆寫作,就因為這本書夠難,而非它很容易,正因為夠難,也才令我時時掛念。

問:妳這麼熱中說著一則又一則的故事,究竟是為了什麼?

答:

我常在想為什麼我能活得很好?那是因為還有很多的故事,還有下一本好看的書或是聰明的電影在等著我,因為人生一旦沒有了故事,就不太值得期待第二天的日出。

我最愛讀小說跟看電影,它們總會讓我想起某些在心裡的故事,或牽引著我深層的情緒,我向來認為讀者跟作者本身就是等號,並沒有分別,當我讀到一部好看的小說、欣賞一部精采的電影,就跟我創作一樣都是那麼快樂,甚至也會跟我的創作彼此援引,產生漣漪效應。

  • 平路從年輕時寫作風格就多變。(時報出版提供)

    平路從年輕時寫作風格就多變。(時報出版提供)

  • 平路幼時與父母親的全家福。(時報出版提供)

    平路幼時與父母親的全家福。(時報出版提供)

  • 作家平路接受文化週報專訪。(記者黃耀徵攝)

    作家平路接受文化週報專訪。(記者黃耀徵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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