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流亡詩人們 ◎李敏勇


2018-03-25

◎李敏勇

余光中於去年歲末離世,洛夫也在初春離開人間,象徵一九二○世代台灣詩人的殞落。這代詩人在一般國家原是二戰後登場的世代,但在台灣卻因面臨從日本殖民而國民黨中國的類殖民統治及語言轉換,在國共內戰的顛沛流離中,從中國來台的更早世代詩人如紀弦、覃子豪,在一九五○年代帶頭展開了以中文為主的新詩或現代詩運動。

戰後崛起詩人 中西縱橫各據一方

紀弦與覃子豪分別代表主張西方「橫的移植」以及主張中國文化「縱的繼承」兩派,也分別透過《現代詩》與《藍星》結社。余光中後來成為《藍星》的代表詩人,洛夫則是在紀弦的《現代詩》停刊後,吸收許多《現代詩》兵馬後,才讓他與瘂弦、張默共同創辦的《創世紀》取而代之,形成《創世紀》與《藍星》對立的局面,台灣本土詩人在一九六四年重新集結在《笠》,這一年吳濁流創辦《台灣文藝》,彭明敏師生發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

《創世紀》以新民族詩型為號召,吸納從《現代詩》加盟的成員後,以超現實主義形成風潮。洛夫的地位建立在他《石室之死亡》這一本詩集。金門戰地,砲火經驗形成的晦澀、難懂存在感表現,與余光中的《藍星》詩風形成反差,兩人在一九六○年代初,曾因余光中發表在《現代文學》的長詩《天狼星》,引發論戰。余光中的《再見,虛無》被洛夫以《靈魂的蒼白症》批評,而余光中則以《靈魂的富貴病》回應。

一九七○年代初,洛夫已從新民族詩型、超現實主義而提倡「純粹經驗論」(引自葉維廉的理論),從中國古典詩裡,例如王維詩的啟發,繞了西洋的一圈,還是返回中國古典,隨著民主化,台灣社會從噤語狀況再度發聲,鄉土文學論戰時,除余光中以〈狼來了〉開了第一槍,洛夫也在後附和發聲,他在當時的論述上以「政治」批評自由化發展的文學現象。

國族認同成謎 依附〈狼來了〉發聲

洛夫較好的詩應該是一九六○年代中期,外派西貢,見證越南戰爭的《西貢詩抄》,在一個不屬於國民黨中國統治的地方,沒有了反共國策文字指導的障礙,能夠純純粹粹以一個人,一個詩人面對在西貢的戰爭;無辜小孩的死亡,僧侶引火自焚。明晰的語脈彰顯了詩的意涵。比其早期《石室之死亡》的不盡可解的突兀意象所形塑的片語集合,就詩論詩,更能看見洛夫的亮光,《外外集》也頗可觀。一九七○年代後的洛夫,從《金龍禪寺》的靜觀已似老僧入定,而長詩《源木》雖刻意以流亡者自況,只是借喻。

從一九四九年來台的軍旅,可以用流亡自述,而一九九六年移民加拿大,他自述的流亡,其實是因為台灣經由直選產生了李登輝總統,反映著走向民主化、台灣化的政治變遷。這也是許多隨國民黨流亡來台的詩人在歷史際遇中的情境。有一個一九九○年代初的傳聞,洛夫在中國標榜改革開放後,去了湖南。洛夫自稱中國詩人,那裡的詩人則以台灣詩人稱之,甚至不認為他是湖南詩人。戰後台灣的文學演進,從中國文學、在台灣的中國文學,到台灣文學是歷史的變遷與發展,顯然並不被有些人接受。洛夫有兩個國籍:台灣(中華民國)、加拿大;還有三種認同糾葛:台灣、中國、加拿大。加拿大應是疏離的,台灣與中國又如何?

一九七○年代初,新加坡大學教授關傑明曾以〈中國現代詩的困境〉與〈中國現代詩的幻境〉批評了葉維康編譯的《中國現代詩選》和洛夫、瘂弦、張默編的《中國現代詩論選》,對洛夫等的詩與詩論,有嚴重批判,但並未改變情勢。鄉土文學論戰也沒有真正改變台灣現代詩的版圖輪廓。在某種意義上,這是戰後台灣政治影響下的文化和文學病理。

封建領主殞落 重建本土詩史

台灣詩壇迄今仍被一九二○世代據占,後續世代僅在新年代具有點綴性位置,這也反映了詩歷史的保守。看看日本和韓國詩人的世代編隊,台灣的詩幾乎形成秘教,反共戰鬥文藝發展出來的晦澀化,鞏固了某些教主的封建領主地位,也許,也提供了學院研究的材料,但台灣社會是在幾乎沒有詩歌的高度物質志向下演繹著,到頭來,只有褒揚令點綴某種文化風景,又不免太政治化!

隨著一九二○世代中國流亡來台詩人們的殞落,也許是重新省視詩史,省思詩學的時候了。已經民主化的台灣如何用台灣文學的視野去看待從中國來台詩人?他們或有或無台灣的國家認同,是歷史際遇與人生情境。這是從以中國文學的視野來看待台灣本土詩人的相對考察。用同情的理解去認識記錄、思考、批評 ,某些詩人主觀上或不認為自己是台灣的詩人,但客觀上仍是台灣的詩人。戰後台灣詩的歷史和詩人們,應這樣去面對。

(詩人)

  • 洛夫(沈明璁攝影,遠景出版提供)

    洛夫(沈明璁攝影,遠景出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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