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詩人的光與影——毀譽參半的余光中

余光中作詞。(記者鹿俊為攝)

◎李敏勇

余光中(一九二八︱二○一七)以九十之齡去世,象徵一位在台灣的英文學界、文學界與黨國體制極具關係的詩人、散文家、翻譯家以及一九二○世代文人的殞落。這位,一九七七年鄉土文學論戰前夕,被認為為官方開了第一槍,以〈狼來了〉指稱趨向現實主義的文學作品為「工農兵文藝」,亦即附和、宣揚共產黨路線的文學。仍處於戒嚴時代的當年,他開的槍也被認為是「血滴子」。

台灣鄉土文學血滴子,貢獻仍堪稱政學兩棲,文言意境歌謠體口語化呈現

經過四十年。余光中在事件後的八○年代從當時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教職回到台灣,先在師大英語系,後來在李煥延攬之下到中山大學任教,從外文系主任到文學院長,可謂備受禮遇、尊崇。不只長期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對他抬舉之至,即連輪替執政的民進黨也一樣,對他禮遇。已過世的小說家王拓,在出任陳水扁政府末期的文建會主委時,去他任教的中山大學向余光中拜過碼頭,王拓還是鄉土文學論戰時被〈狼來了〉攻訐的對象之一。蔡英文政府的文化部長鄭麗君也以死者為大,恭維備至。但在余光中心目中,馬英九的「bumbler」從「笨蛋」變成「大巧若拙」。這正是戰後台灣文化和政治的特異現象。

余光中的詩人路被歸類在覃子豪的《藍星詩刊》這一系譜,這是延續中國新月派的新詩抒情傳統,強調「縱的繼承」。與紀弦的《現代詩》及洛夫、瘂弦等的《創世紀詩刊》較趨向現代主義中「橫的移植」不一樣。一九五○年代末期到一九六○年代初,多次論戰。在象徵本土的《笠》於一九六四年創社,創刊後,才逐漸形成從中國來台詩人的一體性,余光中譯作多,具有相當地位,但鄉土文學論戰時的爭議性從放槍時即伴隨他的人生。

一九五○年代末到一九六○年代初,《文星雜誌》的時代,余光中曾以〈降五四的半旗〉顯示其某種叛逆性格,但《文星雜誌》最具鋒頭的人物李敖,對余光中也極盡批評。其實,余光中的詩業從守舊的豆腐干體到口語的形式變遷,從叛逆到保守的心態變化,反映在不同期間的詩集。一九六○年代末的《敲打樂》和《在冷戰年代》的口語、節奏感、時代感覺,就與他曾喜愛的美國搖滾詩人歌手巴布狄倫音樂有關,這位美國歌手獲頒二○一六年諾貝爾文學獎時,余光中認為實至名歸。但余光中畢竟是附和黨國體制的詩人。他的歌謠體口語化詩風襯托文言情境。

蔣經國去世時,余光中以詩〈送別〉為蔣降半旗,戴黑紗、開菊花、拜靈堂、排行列、流淚水,並且哀慟逾恆。詩行的結尾還以「親愛的朋友/辛苦的領袖/慢慢地走」。與之前一月,韓國大統領全斗煥下台時,以〈百潭寺之隱〉嘲諷這位異國政治人物,一恭一倨差別極大:「世上的權柄多像劍柄啊/一脫手就授人以柄/而為何握柄的時候不想到/另一頭,是他人在刀口」。余光中也有詩批評李登輝打高爾夫球,多所揶揄,說李登輝面對蔣經國,椅子只坐前端,完全無視李在台灣民主化的貢獻。可以看出他恭維與卑視權力人物之有別。

在英文學界具有地位的余光中,在中文學界也有權勢。台灣文學史家陳芳明年輕時崇拜余光中,留美逢美麗島事件發生曾投效許信良,執編《美麗島周報》之前鄉土文學論戰發生後曾以道不同長文告別余光中。解嚴,李登輝出任總統後,得以回台,歷經民進黨中央黨部文宣部主任黨職,後來先後在靜宜大學、暨南大學中文系任教,並在政治大學創辦台文所,期間又向余光中告解,再續前緣,可見一斑。從大中國意識到被以台獨份子視之到中華民國文學論的主張,陳芳明多重轉向不免讓人聯想余光中的引力,但他毀譽參半。

昔反共今親中,立場迥異犧牲民主,戲稱中為母、台為妻,自我解套仍難逃轉型正義的審視

台灣的民主化、台灣化,昔日引發鄉土文學論戰,視現實主義文學潮流為工農兵文藝、有紅色危險的余光中也進行中國接觸,雖不像陳映真投奔中國並死於中國,且位居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但詩作〈鄉愁〉仍被溫家寶作為統戰工具。昔日對中國共產黨統治下中國的批評似已改弦易轍。陳映真以中國民族主義取代社會主義,而余光中的中華民國論也在中國民族主義被涵蓋,左右為一體,民主似乎均被視為無物。但余光中在中國也受到對他在鄉土文學論戰時代文學反共化的「工農兵」指涉的批評,並未真正得意。余光中雖自認為中國詩人,但畢竟是台灣作家,附和的是中華民國,而且比較趨附黨國正統的作家。他以中國是母親、台灣是妻子、西洋是情人的比喻為自己定位,巧妙地為自己辯護。

適當地為余光中適當定位是必要的,而不是極盡頌揚。他已走完一生,作為一位詩人、散文家、翻譯家、文學學者,余光中畢竟在台灣印記了人生的大部分。他有中國的鄉愁可以理解,但他附和黨國化中華民國體制的官方文化政策,甚至以筆為槍,拋血滴子的經歷也要受到檢驗審視。戰後台灣的文學歷史觀照要有戰後德國以《納粹德國文學史》一樣披露作家在希特勒時代的文學動向,形成文學的轉型正義。波蘭詩人,一九八○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米洛舒(c.Milosz)有一首詩裡說「官方謊言的共謀,醉鬼的狂歌,大二女生的讀物」這類詩有害,應該被批評,這也是台灣詩歌的課題。新一代的台灣文學視野應重新檢驗和審視過往的文學人、事、物形跡,為台灣文學史重新定位。(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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