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德昌（左）與侯孝賢曾是一起打天下的好夥伴，各奔西東後，2002年再度相逢，把酒言歡。（資料照）
◎訪問：記者藍祖蔚 整理：記者楊媛婷
詹宏志（記者方賓照攝）
這群有著無知勇氣的年輕人，一度有意合組「合作社」電影公司，右起為詹宏志、導演陳國富、導演楊德昌、導演侯孝賢、編劇吳念真。（資料照）
前言︰
卅年前，詹宏志才卅一歲，一手起草〈台灣電影宣言〉，呼籲大眾支持台灣電影；後來，他淡出電影江湖，另創PChome集團，成為國內電子商務龍頭，蔡英文總統也敦聘他出任無任所大使，下星期更將獲頒二○一七年台北電影節「楊士琪卓越貢獻獎」，撫今追昔，他畫龍點睛指出當年「無知產生的勇氣」，才是台灣新電影成就一代節氣的關鍵。
問：卅年前，你是台灣電影的推手，我還記得一九九一年的你，一個人、孤單的一個人，坐在中影製片部的小桌前，規劃著《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各項行銷，那是一個既艱困，又充滿豪情的年代，卅年後，你膺選楊士琪獎得主，時代卻已悄悄變了好幾番情貌，想必你的感慨亦多？
答：獲頒卓越貢獻獎，我第一個感覺是尷尬，再來則是愧疚。眼看著昔日艱困的朋友，如今一個個都成了大師，我是沾光了，這不是客套話。當時我們的心裡沒有得失心，也不知道卅年後會是這樣一個狀態，當時只是想替這些傑出的朋友多出一點力，但我只不過參與了侯孝賢與楊德昌的六部電影，加上徐小明的《少年吔安啦》、吳念真的《多桑》和陳國富的《只要為你活一天》，一共九部而已，後來因為工作起伏，自身難保，後續的電影浪潮，都沒能參與，甚至因為脫節太久，更難提供建議做判斷，只能絕情地拒絕了朋友的請託，心裡一直很愧疚，如今獲獎，固然開心，感受卻很複雜。
問：比較今昔，卅年前的打拚其實更艱困？
答：卅年前的各種條件和資源確實不比現在，如今不但政府有資助，創投業者對文創產業也都有了解，投入到電影領域的關注遠勝當時。然而就算當時那麼艱困，他們還是橫衝直撞，撞出了一番風景。《牯嶺街》今年廿五週年了，重看電影，時間沒有讓他的作品褪色或落伍，依舊是經典傑作。
問：那時候怎麼做到的？那些經驗如何拿來跟台灣的新生代對話？
答：現在的年輕人，日子並不好過，當時新電影的人同樣亦不好過，差別在於當時我們並不知道可以不好過，而是別無選擇，是因為訊息不多，有一點無知，以為自己可以做一些事，現在的年輕世代，資訊相對豐富，早早就知道有些事是做不了的，所以就不去做了，像侯孝賢早年就是不明白他的電影也可能會是不賣座的（編按：侯孝賢與鳳飛飛合作的電影曾經是春節檔的賣座賀歲片），所以傻傻地就投入了，開拍之前，他對自己都是充滿信心的，例如《戲夢人生》剪完後，我就笑著對他說，你把剩下的底片都給我，保證可以有兩部比你這部更好看的電影，因為他把好看的，有戲劇性的情節全都剪掉了。那種輕鬆，那種天真，不知好歹不知死活的態度，其實才是真的能做出一些事情的主要原因。
問：這種「無知的勇氣」，能否多舉點實例？
答：侯孝賢的成就是國際認定的，但是他對國際間遊戲規則的認知卻是有限，那種有限，反而使他更有力量。認知有限，所以他不知道其實那是不好做的，因此糊裡糊塗就去做了。我那時主要的工作就是儘量寫信給相關人士，試探各種可能性，因為我們沒有負擔，想做什麼就去做了。
例如，在籌措《牯》拍片資金時，看到《Variety》雜誌描述日本成立了「MICO公司」，打算大手筆蒐購好萊塢八大公司等電影片庫資料，我沒多想，立刻去信日本，詢問對方是否對亞洲導演感興趣，我還吹牛說手上有侯孝賢、楊德昌、許鞍華和方育平等台港著名導演，出乎意料的是，隔天該公司副總裁就來電，表示願意立刻來台與我洽談，一封輕薄的信件就開啟了賣片網絡。
例如，日本片商一直對侯孝賢作品有興趣的是Herald公司，我卻另外寫信給承辦「PIA影展」的《PIA Magazine》，沒想的他們立刻回應說對《悲情城市》有興趣，願意投資，邱復生得知消息後，終於拍板決定開拍《悲情城市》。如果當時我像今天這般世故，我就不會這麼天真地去做這麼蠢的事，但做蠢事會帶來力量。
問：最後是怎麼說服日本人投資《牯嶺街》？
答：從劇本來看，《牯嶺街》有史詩架構，可是多數場面是校園中的少男少女故事，看不見史詩氛圍，我提供給MICO公司的《牯》劇照，其中一張就是電影中只出現了十秒鐘的坦克車演習場景，那是台灣一九六○年代的常見風景，日方看到那張劇照後似乎就想像到史詩風味，就想進一步買版權，但是也想看些片花，不知道楊德昌是有點壞或者是頑皮，竟然就選擇了黑道「馬車」在颱風夜去殺「山東」的械鬥場景，故事在黑夜，畫面極暗，只見人影晃動，刀光劍影一分鐘，什麼都看不清楚，日本人看得一頭霧水，卻也被電影那種氛圍給震懾住了。我們就這樣「連偷帶騙」把事情給做成了。
問：那時候的社會氛圍還真是「天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反而純真？
答：當時的我們很少有人想到自己能夠從中獲得些什麼，沒有人是有酬勞的，我們之間的氛圍是有人若想做點事，大家幫忙就是應該的。我那時還在遠流出版社工作，每天卻都還要在上班時間忙別人的事，甚至用到出版社的資源和國際聯絡，我當然願意付錢，但是實際上很難切割計算，老闆王榮文一句話說：「沒關係，你就做吧！」那個沒有算計心的年代，成就了若干美事，真是美好的年代。
當然，我們也不可能一直這樣做，一直都不拿錢就辦事，但是只要想到自己幫了點小忙，就能成就一部經典作品，真是光榮的不得了。
問：你還記得初次遇見楊德昌的模樣嗎？
答：楊德昌那時剛從美國回來，擔任《1905年的冬天》編劇。一部電影都沒拍過，可是聽他講起電影，尤其是德國導演荷索的《天譴》時，那種熱情與嚮往，自認將來一定能跟荷索一樣好的自信，其實是非常動人的，因為那時候的他還沒有任何一部作品，電視劇集的《浮萍》和《光陰的故事》中的《指望》都還不知在哪裡。他怎麼知道，更相信自己能夠變成荷索？相信今年年輕人應該也會有同樣高遠的志向，因為目標夠大，才會有那麼高的堅持，也才會去做超過自己能力所及的事。
問：你怎麼看出侯孝賢與楊德昌的潛力，甘心做他們的推手？
答：我負責的工作是和出資方與發行者溝通的生意談判，當時是因為內心強烈認定兩人都是非常出色的創作者，我想要讓他們可以完成不論什麼內容的下部電影。但實際工作的感受是不同的。
跟侯孝賢工作很有樂趣，他人好玩又頑皮、愛開玩笑，和他一起有輕鬆感，雖然很多人都說，侯導只有跟我才這樣，在片場時他很兇，大家都嚇個半死。
和楊德昌工作卻是非常緊張，他對我很客氣，也很尊重我，但楊德昌的善變個性，讓我很痛苦，因為那代表我跟別人說的事，轉眼之間就變成錯的，得要不斷修正，搞到最後我都快沒信用了。
問：除了一變再變之外，應該還有其他壓力吧？
答：《牯嶺街》的經費也一直搞不定，不知道要花多少錢才能拍完整部片，有一度，我甚至以為他拍不完了。可是，等我又找到一筆錢，有強烈企圖心的楊德昌又會有新想法，總是會把找來的錢用到不夠為止，可以想見當時我的壓力有多大，但是他說變就變，還會一臉無辜看著我說：「我就變了，怎麼樣！」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問：你怎麼熬過這種折磨和壓力？楊德昌後期作品中，何以你就不見了？
答：跟他合作有時真的生氣到要翻臉了，氣到回家時，妻子問今天如何？我只能自我安慰說，要氣的也氣過了，應該不會再有了吧，「每日一氣」已經結束了。
正因為楊德昌帶給我這麼大的精神痛苦，讓我開始想撤退了，《牯嶺街》上映後，接下來的《獨立時代》我還幫忙資金籌措，也接洽了華納發行。
後來，楊德昌一直都希望我去幫忙，但我真的害怕，我說：「好好好、過幾天就去找你。」卻也從來沒付諸行動，甚至後來楊德昌成立鎧甲公司想拍動畫《追風》，拿著圖畫與手稿給我看，訴說創作計畫，我還是同樣說：「好好好。」就是沒有行動，但等我再聽到楊德昌消息時，他已經生病了。
我當時就有點內疚，我不是不願意，但我心中有個結，很害怕再經歷那個過程，有點像噩夢。內心很想去幫忙，但心中又有個黑暗角落，攔住我，甚至我也沒去洛杉磯探望生病的他，再來就是他過世了。
問：那時，你最懊惱的是什麼？
答：我懊惱自己太膽小，若有更多承擔痛苦的勇氣，說不定楊德昌最後的幾個計畫，至少有一兩個能有機會完成，但我也可能高估自己。替楊德昌工作，需要有人折衝，我負責對應出資老闆，拍片現場則需要製片余為彥的柔軟身段，楊德昌拍片很兇，只要沒達到他的標準，就會當場發飆，氣到大聲說不拍了，如果沒有余為彥折衝緩頰，楊德昌要完成這些事不容易。余為彥沒有離開他，我卻離開他，沒有機會完成他最後想做的作品，最讓我內疚又懊惱。
問：回頭看台灣新電影浪潮的起落分合，為什麼最後留下的會是侯孝賢和楊德昌？
答：台灣新電影浪潮初期參與的創作者非常多，陶德辰、曾壯祥、柯一正和萬仁等導演都各有各的位置，也都各有點新意，很能夠相互刺激彼此的創作。每當有一人做出點東西，哪怕只是不怎麼成熟的點子，甚至失敗了，都會帶給他們相當的刺激與啟發，他們的進步，其實來自於同時期創作者的共同努力。
楊德昌跟侯孝賢最後冒了出來，跟他倆的個性有關。他們雖然風格不同，但「龜毛」程度相同。兩人的意志力，以及為了將事情做好、六親不認的程度也一樣。在他們的號召與逼迫下，工作夥伴就可能被逼得變堅強，侯孝賢的身段相較柔軟，但一直都知道他想要什麼。其他創作者也許有相同才氣，但可能人比較好，做不到徹底的堅持，完成度不如預期，楊德昌與侯孝賢的完成度高，作品也比較多，才有辦法顯示出創作風格。
問：楊德昌與侯孝賢曾經惺惺相惜，甚至還合作過《青梅竹馬》，他們的相互評價如何？
答：我在做《牯嶺街》時，楊德昌跟侯孝賢已經不講話了（編按：《青梅竹馬》由楊執導，侯主演，最後楊娶了女主角蔡琴），侯孝賢先一步在威尼斯影展以《悲情城市》拿到了金獅獎，很多人想知道楊德昌是否看過《悲》片？有什麼看法？卻始終得不到答案，倒是我親耳聽他說過，雖然只是短短兩句話，卻讓我印象深刻，也知道這個人對電影的感受力極其敏感。
楊德昌說《悲情城市》很多地方很厲害，但梁朝偉完全演錯了，他演的林文清是個「能說話，但聽不見」的人，但是梁朝偉卻演成了「聽得見，卻說不出話來」的人，也就是將「聾子」演成了「啞巴」。一針見血，可見楊德昌有多敏銳。
問：對台灣的年輕電影工作者有什麼建議？
答：我是個只有過去的人，很難給建議。如今影片呈現形式比以往更加立體化了，創作方法更寬廣、籌資管道也更複雜，以前全從電影圈籌資，現在，群眾募資也是一種方法，只要你想得出動人的點子，你就會發現社會動員的力量有多大。
年輕人如今拿起智慧手機就可以有影像經驗，就跟史蒂芬史匹柏十七、十八歲就擁有攝影機一樣，比過去的創作者更能掌握、熟悉影像元素，工具更多，也更容易體會影像創作的機會，可以找出更多途徑去反省、挑戰，甚至破壞電影，都是有機會的，但是這要有侯孝賢、楊德昌的決心、傻勁與堅持。雖然這些堅持可能帶給他人痛苦。路其實是更廣的，就看你的眼光是否看得更高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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