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宏志︰那個無知卻勇敢的年代


2017-07-09

◎訪問:記者藍祖蔚 整理:記者楊媛婷

前言︰

卅年前,詹宏志才卅一歲,一手起草〈台灣電影宣言〉,呼籲大眾支持台灣電影;後來,他淡出電影江湖,另創PChome集團,成為國內電子商務龍頭,蔡英文總統也敦聘他出任無任所大使,下星期更將獲頒二○一七年台北電影節「楊士琪卓越貢獻獎」,撫今追昔,他畫龍點睛指出當年「無知產生的勇氣」,才是台灣新電影成就一代節氣的關鍵。

問:卅年前,你是台灣電影的推手,我還記得一九九一年的你,一個人、孤單的一個人,坐在中影製片部的小桌前,規劃著《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各項行銷,那是一個既艱困,又充滿豪情的年代,卅年後,你膺選楊士琪獎得主,時代卻已悄悄變了好幾番情貌,想必你的感慨亦多?

答:獲頒卓越貢獻獎,我第一個感覺是尷尬,再來則是愧疚。眼看著昔日艱困的朋友,如今一個個都成了大師,我是沾光了,這不是客套話。當時我們的心裡沒有得失心,也不知道卅年後會是這樣一個狀態,當時只是想替這些傑出的朋友多出一點力,但我只不過參與了侯孝賢與楊德昌的六部電影,加上徐小明的《少年吔安啦》、吳念真的《多桑》和陳國富的《只要為你活一天》,一共九部而已,後來因為工作起伏,自身難保,後續的電影浪潮,都沒能參與,甚至因為脫節太久,更難提供建議做判斷,只能絕情地拒絕了朋友的請託,心裡一直很愧疚,如今獲獎,固然開心,感受卻很複雜。

問:比較今昔,卅年前的打拚其實更艱困?

答:卅年前的各種條件和資源確實不比現在,如今不但政府有資助,創投業者對文創產業也都有了解,投入到電影領域的關注遠勝當時。然而就算當時那麼艱困,他們還是橫衝直撞,撞出了一番風景。《牯嶺街》今年廿五週年了,重看電影,時間沒有讓他的作品褪色或落伍,依舊是經典傑作。

侯孝賢天真,不知好歹不知死活,才能做出一些事情

問:那時候怎麼做到的?那些經驗如何拿來跟台灣的新生代對話?

答:現在的年輕人,日子並不好過,當時新電影的人同樣亦不好過,差別在於當時我們並不知道可以不好過,而是別無選擇,是因為訊息不多,有一點無知,以為自己可以做一些事,現在的年輕世代,資訊相對豐富,早早就知道有些事是做不了的,所以就不去做了,像侯孝賢早年就是不明白他的電影也可能會是不賣座的(編按:侯孝賢與鳳飛飛合作的電影曾經是春節檔的賣座賀歲片),所以傻傻地就投入了,開拍之前,他對自己都是充滿信心的,例如《戲夢人生》剪完後,我就笑著對他說,你把剩下的底片都給我,保證可以有兩部比你這部更好看的電影,因為他把好看的,有戲劇性的情節全都剪掉了。那種輕鬆,那種天真,不知好歹不知死活的態度,其實才是真的能做出一些事情的主要原因。

問:這種「無知的勇氣」,能否多舉點實例?

答:侯孝賢的成就是國際認定的,但是他對國際間遊戲規則的認知卻是有限,那種有限,反而使他更有力量。認知有限,所以他不知道其實那是不好做的,因此糊裡糊塗就去做了。我那時主要的工作就是儘量寫信給相關人士,試探各種可能性,因為我們沒有負擔,想做什麼就去做了。

例如,在籌措《牯》拍片資金時,看到《Variety》雜誌描述日本成立了「MICO公司」,打算大手筆蒐購好萊塢八大公司等電影片庫資料,我沒多想,立刻去信日本,詢問對方是否對亞洲導演感興趣,我還吹牛說手上有侯孝賢、楊德昌、許鞍華和方育平等台港著名導演,出乎意料的是,隔天該公司副總裁就來電,表示願意立刻來台與我洽談,一封輕薄的信件就開啟了賣片網絡。

例如,日本片商一直對侯孝賢作品有興趣的是Herald公司,我卻另外寫信給承辦「PIA影展」的《PIA Magazine》,沒想的他們立刻回應說對《悲情城市》有興趣,願意投資,邱復生得知消息後,終於拍板決定開拍《悲情城市》。如果當時我像今天這般世故,我就不會這麼天真地去做這麼蠢的事,但做蠢事會帶來力量。

我們「連偷帶騙」說服日本人投資《牯嶺街》

問:最後是怎麼說服日本人投資《牯嶺街》?

答:從劇本來看,《牯嶺街》有史詩架構,可是多數場面是校園中的少男少女故事,看不見史詩氛圍,我提供給MICO公司的《牯》劇照,其中一張就是電影中只出現了十秒鐘的坦克車演習場景,那是台灣一九六○年代的常見風景,日方看到那張劇照後似乎就想像到史詩風味,就想進一步買版權,但是也想看些片花,不知道楊德昌是有點壞或者是頑皮,竟然就選擇了黑道「馬車」在颱風夜去殺「山東」的械鬥場景,故事在黑夜,畫面極暗,只見人影晃動,刀光劍影一分鐘,什麼都看不清楚,日本人看得一頭霧水,卻也被電影那種氛圍給震懾住了。我們就這樣「連偷帶騙」把事情給做成了。

問:那時候的社會氛圍還真是「天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反而純真?

答:當時的我們很少有人想到自己能夠從中獲得些什麼,沒有人是有酬勞的,我們之間的氛圍是有人若想做點事,大家幫忙就是應該的。我那時還在遠流出版社工作,每天卻都還要在上班時間忙別人的事,甚至用到出版社的資源和國際聯絡,我當然願意付錢,但是實際上很難切割計算,老闆王榮文一句話說:「沒關係,你就做吧!」那個沒有算計心的年代,成就了若干美事,真是美好的年代。

當然,我們也不可能一直這樣做,一直都不拿錢就辦事,但是只要想到自己幫了點小忙,就能成就一部經典作品,真是光榮的不得了。

問:你還記得初次遇見楊德昌的模樣嗎?

答:楊德昌那時剛從美國回來,擔任《1905年的冬天》編劇。一部電影都沒拍過,可是聽他講起電影,尤其是德國導演荷索的《天譴》時,那種熱情與嚮往,自認將來一定能跟荷索一樣好的自信,其實是非常動人的,因為那時候的他還沒有任何一部作品,電視劇集的《浮萍》和《光陰的故事》中的《指望》都還不知在哪裡。他怎麼知道,更相信自己能夠變成荷索?相信今年年輕人應該也會有同樣高遠的志向,因為目標夠大,才會有那麼高的堅持,也才會去做超過自己能力所及的事。

楊德昌善變,讓我很痛苦,搞到最後我都快沒信用了

問:你怎麼看出侯孝賢與楊德昌的潛力,甘心做他們的推手?

答:我負責的工作是和出資方與發行者溝通的生意談判,當時是因為內心強烈認定兩人都是非常出色的創作者,我想要讓他們可以完成不論什麼內容的下部電影。但實際工作的感受是不同的。

跟侯孝賢工作很有樂趣,他人好玩又頑皮、愛開玩笑,和他一起有輕鬆感,雖然很多人都說,侯導只有跟我才這樣,在片場時他很兇,大家都嚇個半死。

和楊德昌工作卻是非常緊張,他對我很客氣,也很尊重我,但楊德昌的善變個性,讓我很痛苦,因為那代表我跟別人說的事,轉眼之間就變成錯的,得要不斷修正,搞到最後我都快沒信用了。

問:除了一變再變之外,應該還有其他壓力吧?

答:《牯嶺街》的經費也一直搞不定,不知道要花多少錢才能拍完整部片,有一度,我甚至以為他拍不完了。可是,等我又找到一筆錢,有強烈企圖心的楊德昌又會有新想法,總是會把找來的錢用到不夠為止,可以想見當時我的壓力有多大,但是他說變就變,還會一臉無辜看著我說:「我就變了,怎麼樣!」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問:你怎麼熬過這種折磨和壓力?楊德昌後期作品中,何以你就不見了?

答:跟他合作有時真的生氣到要翻臉了,氣到回家時,妻子問今天如何?我只能自我安慰說,要氣的也氣過了,應該不會再有了吧,「每日一氣」已經結束了。

正因為楊德昌帶給我這麼大的精神痛苦,讓我開始想撤退了,《牯嶺街》上映後,接下來的《獨立時代》我還幫忙資金籌措,也接洽了華納發行。

後來,楊德昌一直都希望我去幫忙,但我真的害怕,我說:「好好好、過幾天就去找你。」卻也從來沒付諸行動,甚至後來楊德昌成立鎧甲公司想拍動畫《追風》,拿著圖畫與手稿給我看,訴說創作計畫,我還是同樣說:「好好好。」就是沒有行動,但等我再聽到楊德昌消息時,他已經生病了。

我當時就有點內疚,我不是不願意,但我心中有個結,很害怕再經歷那個過程,有點像噩夢。內心很想去幫忙,但心中又有個黑暗角落,攔住我,甚至我也沒去洛杉磯探望生病的他,再來就是他過世了。

問:那時,你最懊惱的是什麼?

答:我懊惱自己太膽小,若有更多承擔痛苦的勇氣,說不定楊德昌最後的幾個計畫,至少有一兩個能有機會完成,但我也可能高估自己。替楊德昌工作,需要有人折衝,我負責對應出資老闆,拍片現場則需要製片余為彥的柔軟身段,楊德昌拍片很兇,只要沒達到他的標準,就會當場發飆,氣到大聲說不拍了,如果沒有余為彥折衝緩頰,楊德昌要完成這些事不容易。余為彥沒有離開他,我卻離開他,沒有機會完成他最後想做的作品,最讓我內疚又懊惱。

楊德昌與侯孝賢風格不同,但龜毛、六親不認程度卻相同

問:回頭看台灣新電影浪潮的起落分合,為什麼最後留下的會是侯孝賢和楊德昌?

答:台灣新電影浪潮初期參與的創作者非常多,陶德辰、曾壯祥、柯一正和萬仁等導演都各有各的位置,也都各有點新意,很能夠相互刺激彼此的創作。每當有一人做出點東西,哪怕只是不怎麼成熟的點子,甚至失敗了,都會帶給他們相當的刺激與啟發,他們的進步,其實來自於同時期創作者的共同努力。

楊德昌跟侯孝賢最後冒了出來,跟他倆的個性有關。他們雖然風格不同,但「龜毛」程度相同。兩人的意志力,以及為了將事情做好、六親不認的程度也一樣。在他們的號召與逼迫下,工作夥伴就可能被逼得變堅強,侯孝賢的身段相較柔軟,但一直都知道他想要什麼。其他創作者也許有相同才氣,但可能人比較好,做不到徹底的堅持,完成度不如預期,楊德昌與侯孝賢的完成度高,作品也比較多,才有辦法顯示出創作風格。

問:楊德昌與侯孝賢曾經惺惺相惜,甚至還合作過《青梅竹馬》,他們的相互評價如何?

答:我在做《牯嶺街》時,楊德昌跟侯孝賢已經不講話了(編按:《青梅竹馬》由楊執導,侯主演,最後楊娶了女主角蔡琴),侯孝賢先一步在威尼斯影展以《悲情城市》拿到了金獅獎,很多人想知道楊德昌是否看過《悲》片?有什麼看法?卻始終得不到答案,倒是我親耳聽他說過,雖然只是短短兩句話,卻讓我印象深刻,也知道這個人對電影的感受力極其敏感。

楊德昌說《悲情城市》很多地方很厲害,但梁朝偉完全演錯了,他演的林文清是個「能說話,但聽不見」的人,但是梁朝偉卻演成了「聽得見,卻說不出話來」的人,也就是將「聾子」演成了「啞巴」。一針見血,可見楊德昌有多敏銳。

問:對台灣的年輕電影工作者有什麼建議?

答:我是個只有過去的人,很難給建議。如今影片呈現形式比以往更加立體化了,創作方法更寬廣、籌資管道也更複雜,以前全從電影圈籌資,現在,群眾募資也是一種方法,只要你想得出動人的點子,你就會發現社會動員的力量有多大。

年輕人如今拿起智慧手機就可以有影像經驗,就跟史蒂芬史匹柏十七、十八歲就擁有攝影機一樣,比過去的創作者更能掌握、熟悉影像元素,工具更多,也更容易體會影像創作的機會,可以找出更多途徑去反省、挑戰,甚至破壞電影,都是有機會的,但是這要有侯孝賢、楊德昌的決心、傻勁與堅持。雖然這些堅持可能帶給他人痛苦。路其實是更廣的,就看你的眼光是否看得更高更遠。

  • 楊德昌(左)與侯孝賢曾是一起打天下的好夥伴,各奔西東後,2002年再度相逢,把酒言歡。(資料照)

    楊德昌(左)與侯孝賢曾是一起打天下的好夥伴,各奔西東後,2002年再度相逢,把酒言歡。(資料照)

  • 詹宏志(記者方賓照攝)

    詹宏志(記者方賓照攝)

  • 這群有著無知勇氣的年輕人,一度有意合組「合作社」電影公司,右起為詹宏志、導演陳國富、導演楊德昌、導演侯孝賢、編劇吳念真。(資料照)

    這群有著無知勇氣的年輕人,一度有意合組「合作社」電影公司,右起為詹宏志、導演陳國富、導演楊德昌、導演侯孝賢、編劇吳念真。(資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