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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李紀／【私の悲傷敘事詩】 情念 － 上
圖◎michun
◎李紀 圖◎michun
與春天女孩分手，並不感到特別的傷心。比起初戀結束時，那種被撕裂的感覺，心情出乎尋常的平靜。一片浮雲從我心靈的天空飄走了，但彷彿看著她仍在我的視野裡，在仍看得見的地方。只是，兩人之間已不能經由觸撫相互感知存在，不再是相互有體溫的連帶，而是一種記憶。這樣的記憶在白天的工作時間會被隱藏在心的角落，回到住處的夜晚才浮現。不是痛，而是一種緬懷，一種想念。
書桌上有一個精裝書型的筆筒是春天女孩留下來的。筆筒中的鋼筆直立在我端坐的書桌前。我常想起，有一回我們一起談論有關星座時，她笑著說天蠍座的男人在書裡被描述的沉穩與意志力，就如我手持鋼筆在稿紙上書寫的神情。我第一次讀到的星座書是春天女孩帶給我的，出版社就在她家鐘錶店隔壁。一隻公雞的商標印記在書背的角落，書系還有許多譯介自日文的「記憶力」、「學習力」、「性向」等。我從筆筒拿起一支鋼筆，在稿紙上留下字跡時，會從各種記憶離開，專注於思考新的行句。
夜深時，自己一個人躺在床上，記憶會浮現。浮雲飄浮在白日的天空，夜晚的黑幕是星星點綴的。春天女孩聽命父母嫁給表哥，應該會幸福吧！我這麼想。兩人交往的時間不長，但從來沒有像初戀時與梨花之間的起伏，只感受到一位年輕女孩的溫暖愛意，一種超乎年齡的穩重。是因為在家裡的鐘錶店培養出的待客之心？笑臉盈盈，體貼入微，甚至在說出了指腹為婚而要分手時，也只是將愛戀相互印記在肉體做為符號。
是因為我尚未安定的心嗎？是因為我會再從省城的台中向北漂泊，甚至再從北地流落他方嗎？還是，初戀雖然結束，但梨花仍然在自己心中深深印記著？我不知道自己的感覺，只知道自己仍然一樣在報社的新聞採訪線上工作，下班後在自己的租居繼續寫自己想寫的東西，看自己想讀的書。感情的心空出來，有一種既像空虛又像茫然的感覺。
《草笠》有一年年會在台北舉行時，我從台中與會，年會在《自立晚報》備用會議室，與會的同仁包括了年長世代、中堅世代以及年輕世代。後來被喻為《草笠》四季詩人的四位同世代，從那時起成為摯友。包括春的曾君、夏的鄭君、秋的我以及冬的陳君。我們四人投宿在台北火車站後的一家小旅館，夜晚一起逛重慶北路夜市，在海產店喝啤酒喝到醉醺醺，在一個算命攤，女算命師為我們四人看相。我記得她說曾君很快就會結婚，說我會娶一位漂亮妻子。四個人從後車站走到站前廣場，坐在噴水池周邊談天說地，看著四周的霓虹閃爍，看不到天空的星星。我脫了鞋子，撩起褲管走入噴水池。藉著酒意，似乎在時空之頁寫下幾行狂草。
這樣的回憶也在《草笠》九週年年會於台中舉行時，又浮現出來，而同輩的陳君已去日本。這一屆年會舉辦了一場德譯台灣詩選《星火的即興》（Improvisation des FUNKEN）討論會，以「星火的對晤」為名。從德國海德堡大學回來的梁君和一位德國詩人共同譯介了一些台灣詩人作品，以「海島的歷史」、「心中的形象」、「響歌」和「旗幟」四輯呈現。在三十首詩裡，有我的四首詩，是我1970年代初期的反戰詩，其中包括後來常被提到的〈遺物〉。在這之前，在美國的詩人非馬也和一位美國詩人以《The Bamboo Hat》譯介了《草笠詩選》，我的兩首詩是〈遺物〉和〈光裸的背面〉。
〈遺物〉是一首以女性為訴說主體的詩，我的1970年初期詩，呈現反戰的主題。或許是因為受女性之愛的影響，也受到軍旅經驗的影響，覺得自己真正走上詩人之路、寫出真正的詩，也因為寫了這樣的作品，不再只耽溺於青春過敏性的煩惱，而是從一己的我的局限擴大出來，探求做為人的感情與思想。
那時候，在《草笠》讀到詩人陳千武翻譯的〈田村隆一日記抄〉，是這位日本詩人1967年春的一些記事。記載的是戰後具有代表的詩人生活、文學活動。有趣的記事也留在我心裡，譬如為森永牛乳的PR誌寫〈牛〉的詩，稿費有二萬圓，詩題就仿牛的叫聲：〈MORE〉。提到一次文藝座談會，詩人西脇順三郎、金子光晴、吉田一穗像父親；說自己與《荒地》的詩人是因戰爭而昏了頭的長子；次子是中學時代僅吃甘藷長大的大岡信或飯島耕一；最年輕的是天澤退二郎；長女是茨木則子；次女富岡多惠子。還說有沒有私生子？以及死去的兒子是吉岡實。這種思考和想像力讓人覺得新鮮，我對日本詩人的認識也是這樣來的。
在渡邊武信以「從感覺的至福到哀痛的覺醒」為副題的〈大岡信論〉，讀到他有關法國詩人保羅．艾呂雅的〈詩人之死〉，對於這位超現實主義詩人有較深刻的感知，做為共產主義者的艾呂雅，在納粹德國占領法國時，是地下反抗軍的成員，顛覆了台灣一些標榜超現實主義卻誤導這個文學運動只是內向化、無關於現實的認知。戰後的日本詩是從戰敗的破滅感出發的，左派、右派、自由派莫不具有這種時代意識。
而台灣呢，以中國來台詩人主導的戰後詩運動並不具有戰後性。中國來台詩人的視野裡，似乎只有日本侵華的八年抗戰，國共內戰被國策簡化為反共抗俄的牢結。而台灣本土詩人在跨越國度，跨越語言的雙重困頓中，似乎也只能學習從瘖啞重新發聲。1960年代出發的《草笠》比1950年代登場的《現代詩》、《藍星》和《創世紀》幾乎慢了十年，幾乎也沒有辦法反思自己歷史的條件。透過對日本戰後詩及世界詩的譯介，算是稍稍開啟了因國度轉換而被關閉的窗口，我常常這樣想像《草笠》一些前輩詩人的際遇，也繼續從一些譯介汲取戰後世界詩的風景。
記者的工作雖然緊張但也算自由。每天下午的交稿已經習慣了，一些採訪加上一些地方版的邊欄，在下午四點以後就離開報社了。上午的一些路線採訪也大多是預先計畫，除了市政質詢要注意到文教類事件，其餘也常常是各報駐在記者互通聲息的作業。我因為自己的興趣，特別注意作家畫家的動態，有機會就加以報導，也結識了一些藝文界朋友，雖然忙碌，卻充實。
有一天夜晚，吃過晚餐，回到住處後，在信箱拿到一封信，是在台北的簡靉寄來。她常常會寄我愛用的稿紙給我，有時也夾寄一些小禮物，書桌上有一個紙鎮和信刀，就是她送的。打開信，她說心情不好，想要來台中找我，而且時間正好是晚班火車到來的時分。稍稍梳洗，我匆匆忙忙整理一下儀容，又離開住處，趕到火車站。
在南北縱貫鐵路中間點的台中火車站，深夜也有南來北往的列車停靠，公路局東站和客運車站都在這個區域，有一座噴水池形成廣場的匯集之點。人們常在噴水池旁等待搭車或等候朋友。記得，有一年，我接獲通知說獲頒一項優秀青年詩人獎，另外一位得獎者也是在中部彰化鄉間的詩友。要去領獎的他和拒絕去領獎的我在噴水池旁交談，等待他搭夜車去台北領獎。後來聽他談到領獎的不愉快經驗，提到有一位和他不相識的年紀稍長詩人，正好坐在他旁邊，和另外的與會者竟批評起他的詩。領獎時叫了他的名字，那人一臉尷尬的樣子。在等候簡靉時，我想起這件事，不禁笑了起來。
台中火車站的出口正好在鐵路餐廳旁，賣簡餐和咖啡、茶點的空間明亮寬敞，也是朋友晤談的場所。看到簡靉走出收票口，我向前去接她，看她露出微笑後卻向前抱住我哭了。我有些納悶，怎麼了？有委屈嗎？也沒問什麼，只兩人一起朝向我住處，走著走著。站前中正路有許多店舖都關了，再左轉自由路、民權路，大多只有路燈的光投射在路上。我們從市政府旁轉入府後街，不久就回到我住處。
簡靉揹了一個旅行布包，我幫她拿著，從庭院側梯走上位於屋頂層的住處，把包包放在椅子上，簡靉看起來有些疲憊，她說想睡一下，就在我的單人床躺下來，並閉上眼睛。我把天花板的燈光關掉，只保留書桌上的一盞檯燈，拿起一本書看，但心裡忐忑不安，拿起筆在桌上的紙頁寫下一些雜亂的句子。（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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