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生涯也是滄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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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1-21

◎王鼎鈞 圖◎陳裕堂

1949年,我在台北專心投稿。那時候台北各報副刊篇幅很小,副刊上的文章大半來自翻譯的「羅曼史」和中國歷史掌故,有人表示不滿,稱翻譯為「抄外國書」,稱歷史掌故為「抄中國書」。我到衡陽路、成都路幾家書店文具店買稿紙,店員瞠目以對,可見那時投稿的人很少。

那時台灣尚未參加國際版權公約,翻譯家可以自由使用外文原材,以美國雜誌上的「小幽默」最受歡迎,多產者為陳澄之,他是《華北新聞》著名的翻譯快手,那時資訊閉塞,他能看到多種外文報刊。台大文學院院長錢歌川,也曾以「味橄」為筆名,經常客串。

津津樂道小幽默

那時「小幽默」偶爾還有種族歧視的意味,例如說,一個猶太人到紐約市中央大車站買票,他對售票員說「春田城」。美國有好多個州都有春田城,售票員問他哪一個春田城?猶太人忽然反問:「哪一個最便宜?」有些「小幽默」流露反共思想。例如說,東歐某共產國家有一個老百姓養了一頭鸚鵡,「鸚鵡能言」,常常學他說話。有一天這頭鸚鵡不見了,他急忙向警察局備案:「本人今日走失鸚鵡一頭,以後該鸚鵡在外一切言論,本人概不負責任。」我很喜歡這些小幽默,那時我缺乏幽默感,需要補課。

古人留下的掌故逸聞很多,這種材料取之不盡,那時許多讀者的趣味保守,貪戀「溫故」,即使以前看過了、再看一遍也無妨。我不能「抄外國書」,可以「抄中國書」,每天坐在省立圖書館東翻西檢,圖書館設在新公園裡,門前一條大馬路就叫館前街,直通台北火車站。現在聽說新公園改稱二二八公園,省立圖書館也搬走了。

那時別人「抄中國書」,大都是從書中選出一件事情加以注釋評點,我能把好幾件相似或相連的事情組合在一起,可以說後來居上。例如以「太陽」為主題,抄下夏日可畏、冬日可愛,野人獻曝,日近長安遠,再加上大文豪歌德的遺言:「打開門板,多放些陽光進來!」中西兼顧,很豐富也很靈活,全文只有五、六百字,我能做到密中有疏,並不呆板擁擠。

我還能配合新聞。胡適的一句話也成新聞,他說當年有人拿他的名字做對聯,上聯是「胡適胡適」,下聯是「方還方還」,方還是浙江省政府祕書長。我立刻來一篇〈小談人名對〉,我說有人用「徐來徐來」對「胡適胡適」,徐來是電影女明星,比「方還」有趣。我說還有人用「胡適之」對「孫行者」,用「馬星野」對「牛天文」。我還能繼續延伸,提出明代的王紱是「九龍山人」,陶淵明自稱「五柳先生」,宋人鄭俠別號「一拂居士」。

1951年「聯合版」創刊,《聯合報》的前身。副刊主編牟力非為我寫的掌故開了一個小專欄,名叫「飲苦茶齋筆記」,齋名出自張恨水的詩:「愛搏黃土種名花,也愛當壚煮苦茶。」

那一年,文字的價值

且說1949年,台北各報副刊的稿費都是每千字新台幣十元,拿當時的物價比量,這個標準很高。我到中華路吃一個山東大饅頭,喝一碗稀飯,配一小碟鹹水煮花生米,只要一元五角,我憑一千字可以混三天。我買純良墨水一瓶,一元五角。楊道淮〈流亡學生日記〉,1949年十二月,副食費每人每天菜金新台幣三角二分。周嘯虹回憶錄,少尉月薪五十四元(《重修台灣省通志》),1949年六月公教人員調整待遇,僱員每月新台幣五十元。我不厭其煩記下當年的物價和待遇,為的是證明各報在流離動盪之秋,財政拮据之中,依然這樣重視副刊。

我投稿很勤,從未接到退稿。我前後化用了五十幾個筆名,(魯迅用過一百三十幾個筆名),以免同一個名字出現的次數太多,有人誤會主編搞小圈子。我從未拜訪任何一位主編,主編也像新聞版編輯一樣,選稿,發稿,不對外連絡。報館也沒辦過作家聯誼會,那時台灣還沒這個風氣。

追憶筆名時光

作家的筆名都有寓意。潘佛彬筆名潘人木,吳引漱筆名水束文,都用拆字法。彭品光筆名澎湃,用諧音法,他是海軍出身。駱仁逸筆名依洛,他跟哥哥來台灣,嫂嫂對他很照顧,長嫂比母,精神上依附嫂嫂,他嫂嫂的名字裡有個「洛」字。王林渡筆名姜貴,「薑桂之性,老而愈辣」。

黃守誠先叫歸人,當然是懷鄉,後叫犁芹,自己說要像老牛一樣在台灣耕種。王慶麟筆名瘂弦,我偶然發現出處,某一本詩話裡說,詩的最高境界是「啞」,最好的詩你說不出好在哪裡。我的筆名裡也有我的心情,我的思考,我的解脫,我的暗示,不能一一寫在這裡。

筆名產生文壇趣談。耿修業筆名茹茵,讀者以為是女作家,他是用筆名「紀念一個親人」,背後或有迴腸蕩氣的故事。馮放民筆名鳳兮,也有人以為是女作家,其實出自「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一片陽剛。孫如陵筆名仲父,據說是「中副」的諧音,父親的弟弟也叫仲父,有人抱怨讀他的文章還得比他矮一輩。姚朋筆名彭歌,女作家敏感,認為是「朋哥」的諧音:王世正筆名石振歌,專欄作家應未遲揭露,那是「世正哥」的諧音,女作家提起兩人直呼姚朋王世正,認為彭歌石振歌「那是他太太專用的稱呼」。至於魯迅,人皆不知涵義,有人開了個玩笑,認為應該是「俄國人」(Russian)。

被挖走的副刊

那時台北街頭幾乎沒有零售報紙的地方,各報在熱鬧的地方豎立閱報欄,張貼當天的報紙。西門町圓環的閱報欄陣容浩大,《新生報》、《中華日報》、《中央日報》、《掃蕩報》、《民族報》,一一在列,偶然看見《中國時報》的前身《徵信新聞》,僅有四開一張。那時候台北市民真愛看報,也真捨不得買報,每天早上,看牌前面擠滿了人。我總是先看副刊,找我投去的稿子,有時候副刊上留下一個方形的黑洞,我總是到火車站前的閱報欄查証,看是誰的文章被人挖走,不止一次,居然那是我的文章,我受到鼓勵。

剛剛創刊的《民族報》版面比較簡陋,想是財力不足,但是新聞和言論都向前衝刺,朝氣蓬勃。我讀來過癮,不覺技癢,寫了一篇文章指陳軍法的缺點,兩千多字,對我來說,那篇文章太長了,應該很難見報,誰知《民族報》用它做第一版左下方的邊欄,那個位置本來屬於政論家的重要評述,怎麼輪到我!這個鼓勵對我太大了。後來知道《民族報》的總編輯是葉楚英,那篇文章也許是他發下去的吧?不止如此,那時上校爺爺罷官,我到集集鎮去探望他,先坐縱貫鐵路火車到二水,改乘運輸木材的小火車,入山漸深,森林如綠色隧道,集集車站用木材建造,大出我意料之外。下車後憲兵盤查,發現我沒有差假證,就帶我到辦公室接受隊長詢問。隊長辭色嚴厲,命令我把口袋裡的東西全掏出來擺在桌子上,他一一檢視,其中有一張《中央日報》副刊的稿費單。「稿子是你寫的嗎?」我說是。「裡面寫的是什麼事情?」我照實回答。他依稿費單上的日斯找到報紙閱讀那篇文章,立即表情放鬆,語氣和善。「你記住,以後出門一定要帶差假證!」讓我過關。他好像認為「給《中央日報》寫文章的人不會變壞」?那時《中央日報》受讀者大眾信任,可以想見。想不到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中央日報》已經因為沒有銷路、沒有廣告停刊了!唉!

副刊風格漸蛻變

且說那時,密集的鼓勵更堅定了我要做作家的決心。今天回想,並非我的文章如何出色,而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一個不會賭博的年輕人,初次坐上牌桌,往往手氣順極了,這一把通吃,下一把又是通吃,資深的旁觀者點頭嗟歎:賭神菩薩要收徒弟了!自此以後,這個年輕人就要迷上牌九,無怨無悔。世界三千六百行,有貴有賤,有逸有勞,有窮有達,每一行都有傳人,千年萬年,連綿不絕,都有這樣類似的接榫。

1949這一年,耿修業主編《中央日報》副刊,孫陵主編《民族報》副刊,鳳兮(馮放民)接編《新生報》副刊,徐蔚忱接編《中華日報》副刊,大將就位,副刊左右文學發展的態勢形成。各副刊的內容風格逐漸蛻變,出現女作家的綿綿情思和反共文學的金鼓殺伐,彼此輪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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