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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副刊】【書與人】詩人邊走邊唱 - 楊澤談《新詩十九首:時間筆記本》

2016/07/18 06:00

詩人楊澤。 (王文麟╱攝影)

專訪◎蔡琳森

新作《新詩十九首:時間筆記本》。

初見楊澤(1954-)本人,從一個文青符號裡掙出肉身,是三年前某場詩集發表會。當時楊澤特地前來致意,匆匆一瞥瞬即脫走,不知又飄忽何方?該是如何謹慎(或善於蟄藏)之人,才會二十年與詩壇保持疏離等距,悠然潛伏喧譁聲場的外圍。在詩人楊澤心底,可能也有土星環恆常繞轉,伴他轉徙旅美生涯、返台後的編輯桌與課堂。與之對比,其新作展現俐落爽脆的詩風,似他平素一派名士身影,大隱於市,逡走街衢,出入溫州街、青田街上的書坊與食舖。遇上了初識朋友,便殷勤探問對方身世來歷;偶逢素交則簡單幾語爽朗,相詢近況。

時間的寵兒

楊澤愛談人的故事、地方的故事,也熱衷講述詩人們的軼聞掌故,裡面有繁華詠歎,有英雄與神使隱遁,從厄洛斯的僕役到蜜涅瓦的仕女,形色俱在,只是酒座詩場數歷改朝換代,人事換洗無數。

走過閃耀青春愁緒的瑪麗安,輝煌頹美擘思闢造的君父城邦,又自省喚出人生不值得活……曾以華靡詩行傾倒一整代文藝青年的楊澤,在不為人知的時刻,悄悄溜了出去。這是一個遠離母親、獨闖現世險阻的身影,毅然褪去了藻飾,成年的轉身以後,累聚更多人生經驗,更懂得如何掌握生活況味,這才緩緩走進了詩人所謂的「人生下半場」。

《新詩十九首》開篇序詩,藉擬人化的「世故體面的時間老爹」,衍續家庭羅曼史中父子對立又和解的劇碼,也像《聖經》浪蕩子返家的寓言,時而自我嘲謔、懺罪乞諒,時而誠摯地「長歌當哭」,歌樂的質地裡,顯現澄澈簡練的基調,且更摻混了江湖酒氣,催化慷慨口吻,朝世俗之面擲出朗朗歌吟。光陰流洩,青絲也許飛雪。詩人數度溯及過往,始終認為自己是備受眷顧的么兒。

「我生長在嘉義,是聽著台語老歌長大的。那時嘉義像個小碼頭,有舊書店、有唱片行,我讀了一些翻譯小說,也知道一些搖滾樂、古典樂,那裡的文化環境讓我自己摸索出來。後來念外文系,師長很照顧我們這些詩社小朋友,很幸運,出國前出了兩本詩集。」

回首往昔,楊澤認為,更切要的是自我摸索與顛仆的過程。「年輕時容易耽於自我幻夢,我們或多或少,間接或直接受到了西方現代派的影響,生吞活剝地讀,很自然就寫成那樣的詩。我想,那個階段其實是青春不涉世,不懂事,某種形式扮演與思想實驗實在過度了。回頭看才發現,詩裡反映的,並非我們自己體驗到的現代。」詩人反省的是如何指認、定義現代,以及做為一個有意願、有能力體察現世的寫作者,該要如何誠懇面對自我的現代經驗?

雅俗之辯&如何「現代」?

「意念的兒子,音樂的/孩童:我在古老的大地/暗覓你們」,楊澤娓娓侃訴這本新集的理念:「古詩十九首感性飽滿,可說是感傷到了極致,但它不是矯造的虛無,而是謹守抒情的客觀性。所有詩歌的源頭,其實不外風土人情世故,這是詩歌不能迴避的地平線。具普遍性的、不隔的、真正深刻觸動人心的謠曲,都在處理幾個人生的關鍵題旨。」

「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曹操〈短歌行〉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這是攸關「及時行樂」(carpe diem)的體悟,已具備了豁達、透徹的人生哲理。「老百姓唱歌都曉得人生海海,都明白往事如煙,只有困陷於形式遊戲、強說愁苦的現代詩人不明白這事。」

「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是對世物「何往」(ubi sunt)的叩問。「像孟浩然〈春曉〉的『花落知多少?』、Pete Seeger唱〈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或者法國詩人François Villon的名句『去年之雪啊而今安在?』(Mais où sont les neiges d’antan?)。面對無常,這些作品皆抒發了老嫗能解的嗟歎。」

此外更有monento mori,意為「記住(你會)死亡」。正因人意識到生命的有限,才能確認塵世與物質追求的虛幻短暫。楊澤再談及了《傳道書》首章:「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人一切的勞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勞碌,有什麼益處?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地卻永遠長存……日光之下,沒有新事,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地卻永遠長存。」世事一再重複,人生竟是如此空無。這種感慨與古詩十九首的「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若合符節。

「詩人倘若自居以雅,便很可能失之於雅。現代詩如果不甘、也不能碰觸人生的實相,就無法真正理解生老病死,悲歡離合,像刻意保持一種高蹈姿態,反而跟世俗人情截然對立起來。」

古詩十九首是庶民謠曲的醇化

對楊澤來說,古詩十九首內蘊了非常現代的抒情風景。「這些詩有最飽滿的世俗感,描寫的盡是市井風塵,浪子、失意寒士與青樓歌女,背景是大都會洛陽,業已穿上了文明外衣,有豪宅與資本流轉衍生的名利場,金錢和欲望的花花世界。」多年來,詩人生活在台北,寫下了〈七條之歌〉、〈月出東城〉等作品,正好與古詩彼此鳴應。

這並非意在延引新古典的幽靈,而是再次確認了詩歌之所以有效的邏輯。「詩必須以民間傳統為基礎,才能找到生活與物質文明的沉澱物。此外,詩也需要古典的思想配備,讓詩在承續的脈絡裡擁有現代感。現代感,是詩人與上述兩者對話後才能應驗的。」楊澤自陳,語言上還是受了紀弦以降詩歌方法的影響,特別是瘂弦一些歌謠體的、風土性極強的作品。「但我的鄉愁是在台灣,包括幾十年來閱歷的人間世……我把自己放在這裡頭了。」真實的城市生活經驗,對楊澤來說是一種貼身的現世感。

年少時「無上的虛構」大抵鉛華洗盡,代之以詩酒風流、塵世廝混。詩人聲情不墜,更諳練現世條件之不可免,遂曳引出一條脫離現代詩既有疆域的路徑,其詩句更見短捷、率直,形貌近於歌體,講述著飽滿、可體觸的世情。

倘若詩的行進,與一個人在時間之河裡涉渡的行進相吻合,則詩人慣於重複句構,維繫著平衡感與節奏,再轉遞出差異,此中造就的張力,見證了時間的掠奪及贈予。《新詩十九首》邁著迂迴沖淡的步子,背負蕪雜的經驗與記憶,讓「不肖兒」緩緩走到時間老爹的跟前,彷彿在「不盈一握/最最楚楚可憐的瞬間」,發現自己,竟也有了時間的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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