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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星期專論》美中競爭是否已過臨界點？
儘管美中關係的風險確實有增無減，但現在就斷定美中關係已接近或處於無法回頭的臨界點，卻還言之過早。（路透檔案照）
◎何瑞恩（Ryan Hass）
美國、中國乃至整個亞太地區的決策者和分析家，似乎都對美中關係的走向愈來愈悲觀。這種鬱結的情緒可從近期的事件中窺知一二。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十一月在印尼峇里島的會面中達成協議，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將前往北京，尋求提升美中關係穩定度和可預測性的措施。不過，隨著一顆中國間諜氣球在布林肯出發前夕入侵美國領空，他的中國行已付諸東流。
從雙邊關係控管 轉向強化自我實力
在此之後，華盛頓和北京當局的目光，都從雙邊關係的控管轉向自我實力的強化，準備與對方長期競爭。例如，拜登總統稱許「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關係」（AUKUS）取得的進展，將此視為制衡中國企圖主宰印度－太平洋地區的關鍵一步。美國也聯合夥伴嚴加管制中國取得尖端、軍民兩用技術的管道，並與菲律賓成功協調開放更多軍事基地供美軍使用。韓國和日本關係解凍，也重塑區域戰略前景，對美國更加有利。至於在美國國內，國會成員同樣變得更專注於反制中國，並努力讓美國社會大眾了解情勢變化。
與此同時，習近平將中國國內困境歸咎於美國，抱怨華盛頓及其夥伴正合力遏制、圍堵及打壓中國。中國新任外交部長秦剛隨後也在一場記者會上火力全開，警告美國若想避免和中國衝突，就須調整其策略。
在準備和美國一較高下方面，北京當局言行一致。習主席近日前往莫斯科鞏固和普廷的團結關係，以共同對抗西方國家為首的全球秩序。北京也試圖在美國和歐洲之間搬弄是非，包括利用接下來法國、西班牙、義大利領袖訪中的機會，慫恿這些國家追求歐洲的戰略自主。
中國也奮力向南方世界（Global South）展現自己是不同於美國「霸權主義」（hegemonism）的和平力量，同時也是推動經濟成長的引擎，以及一個會尊重各國治理方式及發展路線的領袖大國。在中國成功斡旋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達成和平協議後，這套論述似乎更為鏗鏘有力。
換言之，愈來愈多證據顯示，美國和中國都對經營彼此關係意興闌珊，反而偏重鍛鍊自己與對方競爭的手腕。隨著這些趨勢更為明確，各界對美中關係進程是否已經達到「死亡交叉」（cross the abyss）的疑問也與日俱增。對某些人而言，美中關係死亡交叉意味美國和中國正步入新冷戰；而在其他人看來，這也代表軍事對抗或衝突的風險節節攀升。
儘管美中關係的風險確實有增無減，但現在就斷定美中關係已接近或處於無法回頭的臨界點，卻還言之過早。現階段，我們有很多理由不妄下斷語。
首先，與冷戰時期不同的是，美國和中國並未各自領導一個與對方明爭暗鬥的體系，兩國反而是在單一體系內環環相扣，而且互賴甚深。因此，儘管華盛頓為了追求更具韌性的供應鏈，努力推動「友岸外包」（friend-shore）， 北京同樣也在提倡「自給自足」，降低在重要產品進口上依賴西方，但兩國政府都沒有認真討論進行全面性的經濟脫鉤（economic decoupling）。
拜、習都認為 現在不是攤牌適當時機
其次，拜登和習近平似乎都認為，現在不是兩大強權攤牌的適當時機。兩人都期待，自己的國家未來將會取得更能承受對抗及潛在衝突的有利地位。這種想法促使他們在管控兩國競爭時，會採取能夠降低衝突風險的措施。
第三，雖然美中兩國民眾對彼此的敵意顯而易見，但並未出現渴求上戰場解決紛爭的強烈民意。華盛頓和北京的領導階層也仍嚴肅看待兩國一旦衝突，追求國家發展的雄心壯志將付之一炬的事實。
這些因素形塑了美中兩國的相處模式，而且從拜登總統上任以來便昭然若揭。第一種模式是兩國關係每況愈下，但偶爾會因為領袖層級的會面帶來短暫止跌，而出現關係回升的現象。第二種模式則是當兩國關係出現擦槍走火的風險時，拜登和習近平主動介入降溫。在過去兩年裡，兩位領袖都發揮了洩壓閥的功能，緩和兩國緊張對峙。
兩種相處模式 美總統大選前不會改變
在我看來，這兩種模式至少到二○二四年美國總統大選前都不會改變。對台灣來說，這代表美國對中國及台海兩岸關係的立場，可能會有很大的延續性。華盛頓將樂意推進美台貿易關係，並提升台灣的嚇阻能力，但會以符合其長期政策，且能夠取得最多成果、但帶來最少挑釁的方式進行。北京則會將注意力放在台灣二○二四年總統大選上，思索他們能夠扮演何種角色。
因此，雖然美中緊張態勢顯然正在升高，雙方並非完全不可能爆發衝突，但我還是認為，不需要被世界末日即將到來的預言所左右。天空並沒有塌下來，核武強權也不是即將開戰。即使如此，大國之間愈發激烈的競爭，畢竟還是台灣感同身受的陰影。
（作者何瑞恩為美國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辜振甫暨辜嚴倬雲台灣研究講座、麥可．阿瑪科斯特外交政策研究講座。國際新聞中心孫宇青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