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頂新製油前董事長魏應充步出法庭。（資料照，記者張聰秋攝）◎ 林鈺雄
日前，審理頂新黑油案的彰化地院，當庭將羈押中的魏應充以一億元交保；檢方認為彰院程序突襲且被告仍有羈押必要，遂向台中高分院提起抗告。抗告有理由撤銷交保裁定後，不出所料地，彰院維持原不予羈押之決定，僅提高交保金至三億元，輿論再度嘩然，檢方也擬再度抗告。
為何說是「不出所料」呢？從王令麟、辜仲諒到魏應充，台灣不乏被告大有來頭的弊案，而這些大案羈押與否的決定，參照實務的輪迴模式，往往是「第一輪：地院裁定→檢方抗告→高院撤銷；第二輪：地院（再為相同）裁定→檢方再度抗告→高院再度撤銷…」，有些案件直逼「五度五關」（五輪），甚至於還有拖到本案已經快審結，而院檢還在爭執該不該羈押被告的司法消耗戰。這種幾乎年年上演的拖棚歹戲，可以說是獨步全球的台灣司法奇蹟。
癥結究竟何在？關鍵之一在於，抗告縱使有理由，實務上也不是高院自為裁定，而是撤銷後發回到原羈押裁定的同一法官（庭）重裁，而且就是職司本案審理的地院同一法官。既然如此，一來心理上本來就難以期待同一法官自打嘴巴，所謂的救濟程序只是浪費資源的司法儀式罷了，二來制度上同一法官還身兼了本案審判者、羈押裁定者及重新裁定者的「三重混合角色」，在在危及法官的中立性。因此，只要羈押法制不改，司法拖棚歹戲就沒有終止的一天。
問題要如何解決？早在十幾年前，我國就有「羈押即時抗告制度」的立法芻議，儘管只是修改幾條刑事訴訟法的功夫，但立法者一直不理不睬。若依此制，魏案的流程如下：彰院必須預行通知檢、辯雙方並使其充分準備，始能審理羈押相關爭點；彰院若為交保裁定，檢方得聲請暫停交保執行並向高院提出「即時抗告」，高院必須在48小時內「自為裁定」（無論是羈押或無保釋放或提高保金）。換言之，押不押人或交保多少的事實審爭議，是以「掛急診」的方式在兩天之內解決，沒有拖棚餘地；此外，高院法官就是自為裁定者及責任承擔者，不再進行無謂也無益的撤銷發回消耗戰。
即時抗告只是我國羈押法制改革的起步而已。更深層的制度問題是，現行審判中的羈押（含延押）決定，正是由職司本案審判的同一法官（庭）來決定，因此陷入雙重混合角色的道德危機和法治風險。簡言之，同一法官左手審判本案被告有罪無罪、右手決定押不押人，儘管理論上要件分離，但實際上難以涇渭分明。尤其在法官一路延長羈押到底的情形，由於延押以被告「犯罪嫌疑（特別）重大」為必要，因此法官最後如果宣判無罪，難免陷入自相矛盾之譏；反過來說，審判法官自己決定延長羈押，在相同的證據條件下，心理上更可能傾向於有罪判決的結果，羈押越久就越明顯。創下我國法制史上延押次數最多、期間最長的邱和順案，正是一個活生生的案例。
正因混合角色的制度不宜，歐洲人權法院在Hauschildt及Ekeberg等裁判再三指出，同一法官若同時或先後職司羈（延）押決定與本案審判的雙重角色，將會產生違反「法官中立性要求」與「無罪推定原則」的疑慮。而包含奧地利、瑞士刑事訴訟法在內的諸多歐洲內國羈押法制，也早已改採法官分離角色，以避免可能的法治風險。
魏案的羈押戲碼要演到第幾輪？我們只能拭目以待。但為何我們要年年看這種落後法治的拖棚歹戲？解鈴終在繫鈴人！直接說，就是三個修法職責機關，該是立法院、司法院和法務部明確表態的時候了！
（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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