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主運動人士黃之鋒最近兩次來到台灣，第一次，他與香港立法會議員羅冠聰等人在桃園機場險些遭到「暴力接機」；第二次，他則受到台灣警方大陣仗的保護，因而直白表露「台灣警察比香港警察認真很多」的感受。這樣的比較，背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支撐，那就是台灣是否真正信仰民主、自由、人權與法治的價值？這些核心價值不只會影響我們的警察到底認不認真，長遠來說，更關係到台灣在國際社會中的實質地位，以及我們的國家安全。
這群在香港積極參政的年輕世代，來台進行交流之所以被貼上港獨與台獨合流的標籤，當然是出於中國的上國壓迫思維，最典型的羅織手段。這次分別出現在台北與香港的衝突場景，其類型非常近似，都是由兩地的親中勢力出面，對該等進行示威、甚至攻擊。其中，在香港事前曾申請警方保護，但仍遭毆打；在台則未告知警方，不過目前至少已有十三人被警方移送、甚至收押。因而讓香港年輕人做出「認真」的評價。
台灣警方之所以認真，首先，這是一個民主的社會，台灣公民對於暴力介入政治的問題抱持高度的警覺，不允許任何反價值的力量越界；其次，目前主政的是才經政黨輪替後的新政府，她被多數民意付託，必須修正過去八年向北京看齊的錯誤政策路線，重新回到文明的道路上來；第三，民主制度下的問責設計，具體規範了警政單位的施政信念與手段，如果無法成為捍衛民主生活的有效部隊，即無存在的必要。
這種社會集體形構的共同選擇，明確指出台灣與中國已經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更與淪陷後的香港特區層次等級愈拉愈大。而此等人類與生俱來應有的基本權利，需要我們時刻監督與保護，否則隨時都有被侵擾剝奪的危險。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台灣儘管早在二○○九年就由立法院三讀通過了國際人權兩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並據以制定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但是馬英九政府執政時期的國內人權品質，卻受到公民社會非常大的不信任，不論是ＥＣＦＡ引發經濟權利不平等的剝奪感，或是從大埔案開始，一系列陳抗活動受到國家公權力的強力鎮壓，都顯示以人權為形式的包裝，改變不了人民對決策者獨裁之暴力本質的清楚認識。這樣的政權，因此在去年被交卸了權力。
昨天起一連三天，有關兩公約的第二次國家報告，正在台北召開國際審查會議，新政府由副總統陳建仁向聯合國的國際人權專家宣示，台灣要成為亞洲最具指標的人權國家，因此將進一步把《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保護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及《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努力國內法化。在在說明，落實人權的保障，是台灣與世界對話的重要連結點，檢討過往，台灣的指標當然要做到名實相副才對。
人身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言論的自由，旅行的自由，集會的自由，都是基本人權。中國不僅快速在收回香港的自由，這些年，甚至全面地透過各種的交流，在中國設置指定窗口，並進入台灣政商社會各領域，扶植其代理人，彼此間透過利益的特許，形成各個單線、密切的聯繫管道，在如臂使指地操縱與破壞台灣的自由度，這種情況，今天必須隨政黨更迭而終止。「暴力接機」事件算是一個試金石。
台灣的核心價值，其實是保衛台灣的強大屏障，不只台灣警察要認真，台灣政府要認真，全體台灣國民都要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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