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因素前沿研究系列之四

鄭祖邦／佛光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在今年民進黨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後，新任教育部長潘文忠宣布在五月三十一日正式廢止二○一四年公告的國文、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的微調課綱，分別回復到二○○八年或二○一一年公告的課綱，近年的課綱微調爭議算是暫告一段落。事實上，從一種歷史性的角度來看，早在一九九七年教育部宣布高中教科書自一九九九年起全面開放由民間編輯，從「統編制」改為「審定制」（所謂一綱多本），這就使得課綱的編寫將成為衝突的焦點。

恰巧在一九九七這一年，同時發生了國中《認識台灣》教科書的爭議，當時教育部變更國中歷史課程標準，增設兩學期「認識台灣」的新課程。從《認識台灣》到「高中歷史課綱微調」在近二十年台灣教科書的爭議中，具體地體現著台灣民主化與本土化的社會過程，而教科書做為教育再生產過程中的一環，它更是一種歷史記憶、詮釋權爭奪的場域，二○一五年高中生的衝撞與抗議或許可以說是近二十年教科書爭議中或隱或顯的文化與意識形態衝突最終的縮影與展演。基本上，這場長達近二十年的教科書文化霸權的爭奪，一直都是在族群政治下兩種不同史觀之間的鬥爭（大中國史觀VS.台灣主體性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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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九○年代末期《認識台灣》引發了台灣教科書編寫的相關爭議之後，本來這些爭議在民主化與本土化的大脈絡下沿著族群政治的軌道展開相關的爭奪，不過，近年中國因素的具體影響力逐漸浮現之後，也使得相關爭議從內部的族群政治走向跨海峽的政治與文化議題，大中國史觀者與中國的文化統戰組織在對「文化台獨」的防堵上形成了一種理念利益上的協作，這也是台灣主體意識建立所面對的新的挑戰。

對大中國史觀者而言，課綱微調只是整體文化霸權競逐過程中的一環，其所要進行的不僅是要撥亂反正台灣內部的「分離史觀」，更重要的是還要向外建構一種「兩岸共同體史觀」。立基於這樣的構想，兩岸統合學會曾在二○一一年（辛亥百年）拍攝了一部《百年中國：迷悟之間》的紀錄片，其內容正是為喚醒一個為兩岸人民所遺忘的共同體史觀。除了史觀之外，大中國史觀者還提出了多重層面的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兩岸行動策略。例如：兩岸文字趨同化、推動兩岸高中共同使用一本中華文化基本教材，並朝兩岸高中國文課文能有一半以上相同，使兩岸年輕人能有共同的文字與文化記憶。在文字趨同化部分，馬英九在總統任內（二○○九年六月）提出「識正書簡」這樣的想法，呼籲兩岸合編《中華大辭典》，同年七月在長沙召開的「兩岸經貿文化論壇」，中共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更把兩岸文化交流提昇到文化認同、民族認同和中華民族復興的層次。在跨海峽的聯繫交流上，最直接的活動媒介就是學術研討會的舉辦，兩岸統合學會就與中國的孔子基金會、香港中國評論通訊社發起「推動兩岸文化融合研討會」，並且也與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舉辦「兩岸軍事築信研討會」。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是一個重要的文化統戰組織，成立於二○○一年，以「弘揚中華文化、凝聚民族意識、推進祖國統一」為宗旨，在各類活動的推動和參與上特別強調積極參與海外華僑華人「反獨促統」運動，然而，由於其相關組織成員具有解放軍背景，這也使得對中國介入的質疑更添爭議。

總體來看，大中國史觀者在意所謂中華民族復興與兩岸統一這樣的大局，希望借助馬英九的執政與中國崛起的脈絡進行所謂課綱微調的工作，事實上，這樣的做法卻與台灣民主化和本土化不斷深化的歷史進程產生了衝突。從年輕世代的抗議行動來看，或許，對他們而言，所面對的不是大中國史觀者所言的「異化的史觀」，而是「異化的憲法」，大中國史觀的離地性質，或許總比不上「生活在台灣」的親切。

在教科書爭議過程中，年輕世代的身影十分清晰，從許多的統計數據都顯示出，當中國因素作用愈益強烈，本土的身分認同反而就更加深化，特別在年輕世代的身上更為明顯，這將會如何引導或改變這場文化霸權的鬥爭，值得未來進一步觀察。

（本文改寫自中研院社會所與清大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辦之「中國因素前沿研究研討會」論文，二○一六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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