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濁水
國民黨政府1947年神筆一揮，劃出了南海U形線，把「中國歷史水域」從自己的大陸向南劃出2000公里海，劃到南海沿岸各國家門口。然而70多年後的今天，南海群島中，海域面積最大，島礁最多，爭端最激烈的南沙群島，越南佔領了最多的島礁，南海唯一強國－中國－佔領的卻只能居次，數目和馬來西亞差不多而已，然後是菲律賓，而台灣只有2個、汶萊1個，這令泱泱大國中國非常不滿。
不只是這樣，中國雖然在1974和南越打了一仗，從此全盤佔領西沙各島礁，但是在南沙方面，如今佔領的，都是1988年中越赤瓜礁海戰勝利和1992年美國從菲律賓撤軍後才迅速增加的。從二次大戰後直到1988年前的40年間，中華人民共和國居然連一個南沙島礁都沒佔有，真是神奇。
一、1970～1988兩岸．兩蔣一齊棄守南海「祖宗」水域
雖然今天中華民國在南沙只擁有兩個島礁，但是和1970年前比，今昔迥然不同，差別有如天與地。國民黨政府退據台灣早期直到1970年代初，南海諸島，除西沙駐軍降共，越南也佔有接收自法國為主的南沙群島西側島礁外，其餘的大片南海海域，包括東沙、中沙的全部和南沙中部直到東側的黃岩島，都由中華民國實質控制，中華民國派兵駐守最大的兩島，太平島和中業島以及敦謙沙洲等，海軍還定期巡弋大片海域。
然而，儘管中國在1947年意氣昂揚地劃了一條U形神線，但是退居台灣後，蔣介石朝思暮想的無非反攻大陸，因此同樣是遙遠的海外島嶼，他的立場是金馬無論如何必須堅守，至於東海、南海遙遠海域微小土地他並不關心，不只不在意南海諸島，保釣運動爆發時對釣魚台主權興趣也不大，他的兒子蔣經國甚至還為了鎮壓保釣運動中「過激」的中華民族主義運動氣焰，啟動了台大哲學系事件。
主觀上兩蔣心態是這樣，所以等到1970之後受到國際客觀條件巨變接連交錯衝擊後，中華民國控制南海的優勢就自然而然地完全拱手讓人。
國民黨政府1947年神筆一揮，劃出了南海U形線，把「中國歷史水域」從自己的大陸向南劃出2000公里海，劃到南海沿岸各國家門口。（圖：網路）
當時發生的是：
1、1967年，聯合國公布，中國東海和南海大陸架富有油氣儲藏。
2、蔣介石堅持漢賊不兩立的瘋狂外交冒險，以致於1971年被趕出聯合國，接踵而來的是中華民國面臨以美國斷交為災難高峰的邦交毀滅性雪崩，兩蔣始而手忙腳亂終而束手無措。
3、緊接著，1970年代連續爆發兩次石油危機，油價飛漲，眾國都眼睛睜得大大地盯著南海。
4、 1973～1982年，聯合國第三次海洋會議召開，全球沿海國和海權國在聯合國中為國際海洋法規範的內容認真角力。
這些因素衝擊下，環繞南海的越、菲、馬來西亞在1970、80年代爭著就近佔領在自家門口附近卻距離台灣和中國動輒1,500公里的一些南沙島礁，忙著進行藍色圈地運動。當時中華民國海軍實力雖然遠遠超過越、菲、馬三國，但是在為外交雪崩手忙腳亂之餘，兩蔣選擇維護對外關係優先於守護島礁主權的戰略。
至於中國，先是毛澤東延續中國祖宗陸權國家，甚至陸封國家的傳統，經濟政策上拒絕了蘇共援助中國時建議的集中建設沿海地區的策略，反而提出區分中國為，沿海一線－中部二線－西部三線的規劃，並逆向地把建設集中在大三線；軍事上則採取近岸防衛的戰略，對向海洋遠方投射武力毫無興趣；再加上1960、70年代忙於搞文革；而且直到1993年前，中國石油生產自給自足而有餘，因此對南海諸國在中國劃的歷史水域中大肆進行藍色圈地運動並不在意。
就在兩岸都無心於南海的1970年代和1980年代前半，越、菲、馬積極搶佔南沙島嶼，一旦發生衝突，蔣介石還主動撤軍，中業島和敦謙沙洲就這樣被菲、越分別佔領，直到中華民國如今只控制兩個島礁。
等到1980後期南海風雲又有大變，中國因為改革開放，石油用量大增，1988年終於爆發中越赤瓜礁海戰，從此中國大舉進佔南沙島礁。值得注意的是，1988中國正由鄧小平掌舵，他的外交教條是韜光養晦，但是他卻一點也不客氣地「有所作為」而把軍艦開到距離海南島1,300公里外的遙遠海域去和越南作戰了。可見所謂中國經濟一旦成長，安心賺錢，就會帶來和平的大論，早在1980年代末鄧小平就已經給了否證了。回顧起來，1990年，中國天安門的餘喘未止，東南亞各國就開始為「中國來了」而騷動不安了，因此如今習近平結束韜光養晦大搞戰狼外交，實在不必為之意外。
1980後期，中國因為改革開放，石油用量大增，1988年終於爆發中越赤瓜礁海戰，從此中國大舉進佔南沙島礁。（圖：網路）
二、李登輝為什麼領國民黨回頭重溫大中國南海舊夢？
儘管1970、1980兩個年代，兩蔣對南沙「歷史水域」興趣缺缺，但那時畢竟南海周邊國家，甚至包括汶萊在內都積極海上圈地的年代，傳統大陸主義雖然是中國人的傳統，但是台灣許多藍翼學者、軍人、文青不可能不隨著時潮而興致盎然地大談海洋戰略、高談海洋經濟，至於綠色一翼，更素來主張海洋立國觀念，於藍綠有志一同關心南中國海這個廣大的海域，紛紛依憑中國擁有U形線內的歷史權利的大國想像構築海洋戰略。除了強調南海的資源、地緣戰略地位外，他們還特別注重位居海域中央又是南沙群島中面積最大的太平島的「無比優越的價值」。他們紛紛主張中華民國必須跟左鄰右舍一樣在南海縱橫捭闔不該缺席。於是稀奇的，李登輝當了後兩蔣時代的總統，廢了動員勘亂臨時條款，宣告結束了國民黨統一中國的黨國使命，卻在知識界這個的氣氛下開始重新撿起被兩蔣丟在一旁的中國傳統歷史水域的南海課題。
1993年李政府頒訂了《南海政策綱領》。依《南海政策綱領》，台灣計劃「籌開南海問題國際研討會或兩岸及港澳多邊會議」，主張透過兩岸合作與國際合作，解決爭端並進行資源開發的合作。為了表示降低區域緊張的誠意以便上桌和各國談南海，李登輝在執政末期，把駐守太平島的海軍陸戰隊，替換成海巡署隊員。李總統這一個挾中國U形線內歷史水域所有權人身份要和南海諸國議價的戰略想定雖然是當時台灣國際政治學界，尤其熱心南海議題的專家圈中的主流見解，但這主張不用想也知道，南海諸國必視為白目；至於中國方面，依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唯一合法，唯一可以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政府的立場，對於李登輝政府居然要和他一起參與國際事務也同樣視為白目；最後，南海各國中在聯合國中唯一沒有席位的台灣，在280個南海島礁灘中只佔有合計不到 1 平方公里的兩個島，卻要在面積350萬平方公里的南海爭端中漫天開價，不了了之是必然的結局。
其實，做為「務實外交」的一環，而最後不了了之的並不只是《南海政策綱領》而己，像「重返聯合國」或是「破冰外交」又何嘗不是一樣。
為了表示降低區域緊張的誠意以便上桌和各國談南海，李登輝在執政末期，把駐守太平島的海軍陸戰隊，替換成海巡署隊員。（本報資料照）
成為聯合國國會員國這目標，現在大家都覺悟不是一蹴可幾的了；但是這目標再難速成，也要永遠要堅持，這是台灣一定不能改變的立場；只是除堅持之外，也必須覺悟在《聯合國2758號決議》已確定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繼承後，依國際法台灣已經沒有「重返」聯合國的空間，台灣要成為會員國只能以新國家的身份「新加入」－當然這樣還要面對麻煩的國際政治難題，但是至少解決了國際法的關卡。
這一點現在一般民眾也都了解了。例如2007年民調，有42.3%民眾贊成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贊成中華民國名義的只有21.1%，兩個名義都贊成，可以重返聯合國的也只有13.2%。
儘管如此，返聯一開始，1993～1996年兩次友邦替中華民國提的案卻是以「平行代表權模式」重返聯合國。這行不通的模式當然不符合現在民意，卻符合1992年李登輝主持國統會決議的「一個中國」的涵義：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但雙方涵義不同。中共認為「一個中國」即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方面認為「一個中國」應指中華民國，其主權及於整個中國；台灣固為中國之一部分，但大陸亦為中國之一部分。
政府依國統會版一個中國原則對外向聯合國提「平行代表權模式」案，無疑是因為李登輝對內要維持對國民黨的領導權，這一點很清楚 －無論如何，他沒有不滿足他所領導的國民黨中華民國政權仍然是全中國合法政府這一個「自我偉大感」的空間；但是「平行代表權模式」本質上仍然是在聯合國繼續和中共打中國唯一代表權之戰，而其意義等於推翻一個國家一個合法代表的國際法鐵律，這未免可笑，因此「平行代表權模式」在1996年就被放棄了。
1997年返聯訴求改為「撤銷第二七五八號決議中，關於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排除在聯合國之外的部分決定，並恢復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人民及政府在聯合國及其相關組織的一切合法權利。」這是很大的改變，等於否定了國統會決議的「台灣固為中國之一部分」的立場。然而這訴求固然不會被聯合國接受，而且還有可能被解釋成台灣承認2758決議已經做出把台灣歸屬中國的後遺症。
於是李總統任期內最後兩次「重返」，不再挑戰2758決議，改為模糊化台灣的主權地位，但是直接訴求台灣國際處境特殊，聯合國應該確保其2,200萬人民參與聯合國。
李登輝畢竟是極其認真嚴肅的人，因此我們不應該認為他只是為了開玩笑或作秀而不斷改變返聯訴求的理由，而且一改一再改，卻總是那麼可笑；或許只能說，他總統任內整個的8次返聯，詭異地成為他一再「試誤」後而逐漸歸謬出，愈把台灣和中國掛勾，愈對台灣參與聯合國有害的結論的過程。無論如何，在過程中，他逐漸增加了對問題的了解，終於建立了日後卸下國民黨領導權後說出「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這一個立場的基礎。
李登輝總統任內8次返聯，詭異地成為他一再「試誤」後而逐漸歸謬出，愈把台灣和中國掛勾，愈對台灣參與聯合國有害的結論的過程。終於建立了日後卸下國民黨領導權後說出「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這一個立場的基礎。（本報資料照）
三、「破冰外交」終歸夢一場
李登輝總統放棄漢賊不兩立立場，終止動員戡亂，結束和北京爭奪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內戰關係等等作為，毫無疑問，都使國家的本質有了革命性的轉向。然而到了最後，他積極進行的建交突破、重返聯合國甚至南海綱領內容的實踐等務實外交三項政策，唯一多少有進展的只有外交破冰。
70多年來，中華民國7位總統，除了李登輝，每一位在任內邦交國都處在流失的狀態。只有李登輝任內邦交國逆勢增加，邦交國從22上升到29。然而奇怪的是，李卸任後談自已的成就卻從不提外交，其原因應該是，他的外交務實新方向固然正確，實踐上邦交國雖然增加，但是一方面邦交國上升到29就逼近增加的極限，如果邦交國因此不得不停在這數字，那麼從22到29的增加根本沒有形成突破動力，意義非常小，另一方面，他任內新建交的都是小國，相反的只要稍稍重要，可以稱得上是區域性大國的如南非、韓國、沙烏地阿拉伯等人口有三、五千萬的，邦交全部在他任內被中國搶過去，以致於無論從邦交國的總人口或個別邦交國的地位、影響力上來說，破冰外交都是失敗的。因此到了1998年最後一個區域大國－南非斷交後一年，他終於拋棄了帶著大中國殘影的國家立場，公開宣布「兩國論」。
他傾力而為的務實外交三策居然全軍覆沒，如今大家如果要做事後孔明指指點點當然並不困難，但是若回到1990年前後，他這樣做卻也真的可以找到很強的客觀支持條件。
推動外交最大的後盾是國力。如果就決定國力的幾個要素來看，1990中國人口11.35億，台灣兩千萬；中國土地9,640萬平方公里，台灣3.6萬平方公里，兩樣都完全不成比例；但是就經濟面看，1990年中國GDP，3,609億美元，台灣1,645億，台灣規模高達有中國的45.6%，中國外滙存底111億美元，台灣居然是724億美元，貿易總額1,219億比中國1,154億高，最重要的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鄧小平經濟改革開放根本以台灣為師，急急於引進台灣的國家策略、台商的技術、資金、人才。回顧起兩蔣父子統治而退出聯合國那一年，中國GDP只是998億美元，但是台灣才66.7億美元，只佔中國的6.7%，對照1990年台灣佔中國的45.6%。兩個不同年份雙方相比，變化之大真如夢似幻！李登輝在這樣的背景下，浩然而生雄圖，有何可以非議？只是不幸的到了現在（2018）雙方的GDP分別是13.6兆和0.579兆，佔比是台灣為中國的4.3%，落差擴大到比1971年還慘，更是令人大嘆1990之美，竟是夢空一場。
另外，中國既在美國制蘇大戰略下成為美國盟友，又以經濟改革開放呼應西方新自由主義的主流價值，伴隨著經濟改革開放的又有思想言論自由鬆綁的現象，甚至進入被過譽為中國自由思想澎湃的80年代；同樣的80年代，台灣是蔣經國剛沒收了1978選舉，美麗島大抓人然後又到美國搞江南案，「自由中國」招牌淪為笑柄，以致到了不得不放鬆父子相傳，得心應手了幾十年的威權統治鐵腕，可見在蔣經國臨終的80年代，兩岸的趨勢對照之下，蔣經國內外壓力交迫，歲月過得有多窘迫。然而戲劇性的，80年代末兩岸狀況天旋地轉，中國爆發了天安門大鎮壓，受到西方國家全面譴責，甚至經濟制裁，而台灣解嚴，開始民主化，備受西方世界肯定。
諸如此類好條件的浮現，李登輝若不油然雄心大發力圖外交突破反而很不合情理。因此，他的南海政策居然比大中國主義份子兩蔣更加積極，更不務實便有了依據。只是料不到，1990年前後台灣光景雖然好得不得了，但是很快的，台灣種種優勢就鈍化了。
當年在美國當面告訴台獨運動家彭明敏說「你都沒有進步」的哲學家總統，在美國之會幾十年後終於相信了彭明敏說的「中國是中國，台灣是台灣」才是對的了。（圖：彭明敏文教基金會）
四、劃分李登輝和彭明敏的一句話
無論如何，李登輝在以鞏固台灣主權為核心價值而推展外交三策後，他的做法在短短幾年中呈現了明確的幾個不同階段。隨著時間、階段的推移，他愈來愈感到「台灣固為中國之一部分，大陸亦為中國之一部分。」的一中論有多麼的不切實際，他的立場也就隨著走向兩國論、台獨化。這樣，他每一個不同的階段的主張、措施都呈現了強烈的過度性。
1994台灣政治史大家若林正丈對李登輝的政改工程有個經典的解釋，他說李的改革工序是「分期付款」工序。只是表面看來，李的政治民主化是分期的、分階段的，李主權主場的台獨化也是分期的、分階段的；但是兩者實踐的結果卻大大不同。在民主實踐中他完成了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建立主權在民體制，又完成凍省、廢除國會閣揆同意權並以倒閣權替代，構築了比較接近戴高樂式雙首長中央政府體制以及合理的中央地方關係，在實踐上大有所成，被譽為民主先生，而性好英主崇拜的人更尊他是完成寧靜革命的民主之父；然而在對外關係上他止於廢除動員勘亂條款，片面結束和中國內戰關係，至於務實外交三策，沒有一樣達成具體的目標。但他的努力卻不能說沒有意義；只是意義不在具體目標的達成而在過程中，他不斷的自我淘洗，讓這一位大半生活在「場所的悲哀」中，深刻體會「我是不是我的我」精神，當年在美國當面告訴台獨運動家彭明敏說「你都沒有進步」的哲學家總統，在美國之會幾十年後終於相信了彭明敏說的「中國是中國，台灣是台灣」才是對的了。
李登輝簡單一句「都沒有進步」劃分了兩人一生的命運，話的一頭是隨時警惕地扮演「我是不是我的我」，有德川家康等待杜鵑自己啼性格的改革家；話另一頭是因攘臂而起性格而浪跡天涯的革命家，話說後兩人從此分隔重洋，但是詭異的歷史，幾十年後畢竟又把他們拉到回到同一個屋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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