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笛
博恩在 Open Mic night 從事單口喜劇表演時，疑似對台灣言論自由先驅鄭南榕先生不敬所引發的爭議，至今已經延燒一週，並且事件逐漸出現所謂的政治陰謀論。在沒有充分證據的情況下，筆者不願往政治操作方向解讀，但是不妨以博恩事件做案例來理解非政治或低政治性議題被政治化時的參與群眾的心態，來為日後若是真的出現個別勢力有心操作輿論戰和心理戰時，預先做好防範。
經過觀察，粗略可以把批評博恩的意見分類為四大門派。
最先開闢戰場的是往往凡有戰必入陣的正義魔人派。戰場既成，其次投入的是善於做議題連結卻別有用心的傷痕派，再次，既然人多勢眾安全係數佳，湊熱鬧派便會一起加入刷存在感。等到各界都已經表態，眾人立場清晰，最後便會浮現自我標榜「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反其道而行派。
博恩在 Open Mic night 從事單口喜劇表演時，疑似對台灣言論自由先驅鄭南榕先生不敬所引發的爭議，至今已經延燒一週。（圖：取自youtube）
正義魔人派
第一大派是「正義魔人派」 （virtue signalers）。中心思想是，如果發生一件「不可原諒」的壞事，而我表現的比其他人更加義憤填膺 （moral outrage），就證明了我比其他人更有道德感。 英文將此現象稱為 ‘virtue signaling’，翻成中文就是「自我標榜有品德」。首先推廣這個概念的作者James Bartholomew分析，這是一種在低風險或低成本的情況下，為了傳達自己持有被社會廣泛認可的價值或態度，而公開作出的象徵性動作。動作雖大，其實安全。
這個現象常常以迂迴的方式出現：由於不好意思直接誇自己，只好透過貶低別人的方式來讓自己顯得相對偉岸高大。例如，當一個人公開說「那些穿皮草的人都好殘忍」，有可能他是在暗示自己比他們有愛心；當他公開說「那些沒水準的人怎麼吃得下去那些非『人道飼養』的肉」，或許他的潛台詞是他很有水準。
運用到博恩事件，有一種說法是：「要是沒有鄭南榕先生的犧牲，今天他哪裡有可能濫用言論自由輕易拿鄭南榕先生說笑。這種人實在是不懂得飲水思源，也太不懂得言論自由的可貴了」。當他們這麼說時，他們的潛在台詞有可能是：「我比他懂得飲水思源，我比他懂得珍惜言論自由，我真是太棒了」。
正義魔人思維往往會帶來循環升級的現象 （escalation spiral） ，參與者透過比賽誰比較生氣，來證明誰比較高尚，因為按照這套邏輯，生氣是高道德標準被觸犯的外顯，所以最生氣的人自然就是道德水準最高者。所以當某甲表達了五分憤慨之後，某乙為了表示他比前者更加道德，便會表達六分憤慨，接著不落人後的某丙會表達七分，以此類推… 既然這輪「義憤比賽」（outrage contest） 是最生氣者勝，那麼更嚴肅的大問題，選手們反而未必關心了，例如事件本身的道德定性到底是應該使用哪套標準，道德標準是否普世皆準，標準又是該由誰定義，定義標準的人是否能夠做到超然客觀，今日的道德標準和過去的以及未來的是否一致等等。這是遊戲規則使然，若是思考太多層次，世界就不會那麼清楚的非黑即白，可能會生氣不起來，反倒是想最少的人才最容易贏得義憤比賽。
傷痕派
第二門派是「傷痕派」 （“too soon” or “lingering grief”）。他們指出，鄭南榕先生的壯烈成仁是一個歷史的傷口，而社會的傷慟至今未癒，所以目前還不是可以用輕鬆的方式看待的時候，所以博恩錯在對於社會的脈動缺乏敏感度。換句話說，傷疤須要時間癒合，不要在傷口還在流血時候撒鹽。
傷痕派心疼鄭南榕先生的感情應該是真摯的，但是其論點可能稍微有違心之處。在台灣，鄭南榕先生其實不只是言論自由，也是法理台獨的雙重圖騰。按照前總統府秘書長也是鄭先生遺孀的葉菊蘭女士的說法，鄭南榕提出「百分百言論自由」主張中，最重要的核心價值就是台灣必須獨立。
兩者之中，言論自由的壓迫基本上已經是過去式，傷口癒合已久，被揭瘡疤時的疼痛有限。1992年完全解嚴至今已經過了四分之一世紀，按照 2019年美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 的最新排名，台灣自由度也排在最高級的四分，和澳洲、加拿大、法國、德國等民主傳統優久國家同列。
既然言論自由已然基本無慮，傷痕派真正在意的其實是另外一個尚未癒合的傷口，也就是法理台獨這個尚未達成的遺憾。傷痕派心裡生氣的其實是博恩褻瀆了「新國家運動」烈士，只是急獨主張在台灣政治光譜上至今尚未成為主流，因此，為了建立最大多數的統一戰線，只好口頭上改稱是在氣博恩不尊敬言論自由圖騰，因為所有人都支持言論自由，但並非所有人都支持急獨主張。
傷痕派和鄭先生是目標一致的同志，在世者對於付出比他們更多、品德比他們更加無暇的犧牲者，總是存有「倖存者的罪惡感」（survivor’s guilt），因此見到自己心中烈士被他人輕提時，自然會有維護心理。此為情理之中，也是出於利他的好意。然而以高道德姿態去批評和消音（silence） 其他人，口頭上使用的卻是違心的理由，不能不說在道德純度上打了一點小折扣。
湊熱鬧派
第三門派是純粹湊熱鬧的「跟風派」（bandwagoners）。對於鄭南榕先生未必有太多直接的感情，對於言論自由或法理台獨也未必有切身的傷痕，只是想要刷存在感或參與感。本質上和看壞媳婦和壞婆婆使壞的本土劇時，邊看邊喊幾句「阿彌陀佛，怎麼會這麼壞」的狀態差不多。湊熱鬧者在參與討論時也未必引用太多台灣歷史知識或者是支撐言論自由或獨派認同的政治哲學思想，往往只是用一兩句簡單的生活類比，例如「如果被調侃的是你的親人你會怎麼想？」「缺德，缺乏同理心」。 這是思想門檻最低，所以也是最多人聽得懂的論點，但是在邏輯上也比較蒼白。因為「親友的感受」並不是充分條件－幾乎所有人都有親友，即便是再壞的人例如希特勒或是史達林也有，所以如果「親友聽到會難過」考量便足以緘默他人，那麼就沒有任何人可以被調侃或批評了。因此在判斷誰可以被調侃誰又不可以的時候，必然需要引用其他識別標準，才能夠區分可調侃和不可調侃者。但是湊熱鬧派恐怕大多沒有興趣參與過於複雜的思辨。湊熱鬧的本質是娛樂，要是弄得太複雜，就不好玩了。
反其道而行派
第四門派是「反其道而行派」（distancers），也可稱為「割蓆派」。此概念來自於發展心理學，要旨為人們會透過刻意展示和周圍的不同，來建立正面的自我認知。在行為呈現上，反其道而行派往往自視甚高，其思路是：他們一向認為博恩的喜劇不好笑，所以也一向認為喜歡博恩的人都「沒有水準」，既然在這次爭議中博恩的粉絲都挺博恩，那麼他們一定要反其道而行而炮轟博恩，如此才能夠折射出他們有水準，和那些沒有水準的人不一樣。
「反其道而行派」和「正義魔人派」有異曲同工之妙，差別在於參照物：正義魔人是對事（襯托自己和個別行為的差別），反其道而行者是對人（襯托自己和個別人群／粉絲的差別）。
反其道而行派的問題在於沒有考慮到外部影響（externality）。即便他們真心認為博恩的喜劇專業水平不夠高，他們大可以私下和熟人發洩，也可以在商業層次上不去買票看博恩的秀，透過市場機制讓競爭力不足的人被自然淘汰即可。但是這次博恩事件已經涉及集體道德綁架，讓其過度延燒是有可能真的會傷害台灣的言論寬鬆環境，甚至引發表演者和一切公眾人物從此加強集體自我審查以求自保。此時，反其道而行者為了自我感覺良好而幸災樂禍，還為此風波加柴添火，似乎稍微過度自我中心，導致了道德哲學所謂的「公地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
需要整個村落的力量（It takes a village）
四大門派之中，除了真心利他的傷痕派無可動搖之外，另外三派的核心動機皆是利己，無論是要自我感覺良好抑或是單純渴望參與感，而且此三者對於其他議題案例皆是通用的，所以更加值得聚焦。
既然三派出手的動機是利己，解決辦法便是讓他們的出手無利可圖。在「胡蘿蔔和大棒」之間，威權政體的做法自然是用「大棒」（懲罰），例如過往刑法一百條等將言論和思想入罪的手段。台灣是民主社會，只適合盡可能使用「胡蘿蔔」（獎勵）。讓相對超然的看法容易得到收益，三派相對不被認可，是一個渠道，這需要的是更多教育和文化投注，加強公民素質和人文修養。另一個可能性源於 ‘virtue signaling’（正義魔人的核心概念）的原創者 James Bartholomew，他認為「義憤比賽」的種種聚焦於厭惡和憤怒的負面情緒源於博取他人的認可，那麼反過來說大量參與義憤比賽的人，自然有不少是缺乏他人認可者。這需要我們強化經濟的社福網，以及去禁忌化在文化層面容易背負歧視的弱勢和社會邊緣人群，例如經濟弱勢、非傳統性別認同、新移民和移工子女、更生人、罕見疾病患者及家屬等等。
按照木桶理論，「一個水桶無論有多高，它盛水的高度都只取決於其中最低的那塊木板。」唯有勤修內政，照顧好社會的每一個人，特別是最弱勢的群體，民主社會才容易和諧，不會輕易被搧風點火或莫明自燃，也才能夠建立對於輿論戰和心理戰的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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