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天賜／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印度中心副主任
在台灣與印度的可能合作領域中，ICT（資通訊科技）是常被提起的項目之一。但在台印關係中，ICT也可以有另一個新解，意指「印度－華語文－台灣」（India-Chinese-Taiwan），也就是以華語文教學連接台印兩國。印度是全世界最大的非華語國家，台灣則有豐沛的華語教學師資，雙邊在華語文教學領域有強大的互補利益，值得重視與推動。
印度由於跟中國的互動所需，對學習華語文衍生特殊的強大需求。首先是來自經貿考量。印度與中國的年度貿易額達844億美元，但印度的逆差也高達517.5億美元。印度雖然是多語言國家，但由於印度商業界也通用英語，使得中國廠商進入印度所面臨的語言問題較小。舉例而言，中國的小米手機2015年在印度舉行發表會時，董事長雷軍就曾上台以英文介紹產品。相對地，印度廠商若不懂中文，進入中國市場的難度相對較大。此外，由於來自中國的旅客增多，印度觀光產業也需要會說華語的導遊。一位印度學者就曾跟筆者聊到華語文在印度的特殊性。他認為，由於印度的英語人口不算少，所以會講英語在印度並不算太大的優勢。但若會講華語，將有很多的就業機會，甚至「可能改變一般印度人的經濟地位」。
講英語在印度並不算太大的優勢。但若會講華語，將有很多的就業機會，甚至「可能改變一般印度人的經濟地位」。（Reuters）
第二則是國家安全因素。印度與中國自1962年發生邊境戰爭迄今，雙邊關係仍然緊繃，邊界問題迄今無解。去年夏天，兩國便在邊境的洞朗地區發生73天的軍事對峙。基於國家安全考量，印度的國安及軍方迫切需要掌握中國的相關資訊，中文能力便是關鍵。若印度本身沒有足夠的中文人才，那只能仰賴及解讀二手的英文資訊，難免有所落差。因此，印度的軍方、情報及外交部門都需要華語文的訓練。印度內政部長辛格（Rajanth Singh）去年10月巡視印藏邊防部隊（Indo-Tibetan Border Police）時便強調，印度軍方，特別是印藏邊防部隊，需要學習華語文。今年二月的報導則披露，印度邊防部隊已經選派25人到大學進行一年的華語文憑課程。但這樣的選訓人數並無法滿足長達2000多公里的中印邊界及近9萬邊防部隊所需。
隨著中國崛起帶來的經濟交流及安全威脅，印度社會需要學習中文的需求不斷升高。印度政府便在2011年正式開放全國的中學可以開設選修華語文課程，但印度自身的的華語文教學能量並無力滿足此項需求。印度大學設有中文系所的學校也不多，以尼赫魯大學、德里大學、國際大學等校為主。若與東南亞等地相較，印度的華僑人口相對很少。全印度只有加爾各達的僑界稍具規模，也無法提供大量的中文師資。所以當年教育部長吳清基訪問印度會晤印度人力資源部長席保（Kapil Sibal）時，對方才會說出需要一萬名中文教師的說法。因為當年印度有一萬多所中學，如果每所中學派駐一位以上的華語老師，總需求就在一萬以上。這樣的說法雖然過於籠統，卻印證印度自身難以滿足華語文師資的龐大需求。
在此情況下，中國的孔子學院原本可以趁隙而入。但由於中印關係微妙，印度官方骨子裡並不歡迎於孔子學院。目前全印度僅有孟買大學及韋洛爾科技大學兩所學校與孔子學院合作。印度也不太可能找中國人士來幫軍方上華語文課程。在這樣的條件下，台灣華語文教學成為印度絕佳的選擇。
台灣的華語文教學能量相當充沛。以教育部的資料為例，2014至2016年間，每年都有1500人以上報考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並分別有327、263、283人取得證書。但教育部每年選派赴國外大學任教的人數為66、111、159人，顯示其中有不小的落差。教育部年報便坦承，「目前我國華語文教育市場落點仍有侷限，與華語系所、華語中心之夥伴關係尚未完善，亦未與當地漢學家及當地華語教師建立聯繫管道。」 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教育部在今年3月修訂公告《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點》，規定每位華語老師的終身只能接受4年補助，希望藉此擠出空缺給尚未獲得選派機會的老師們，但也招來將華語老師當成用過即丟的「免洗筷」之批評。
印度政府在2011年正式開放全國的中學可以開設選修華語文課程，但印度自身的的華語文教學能量並無力滿足此項需求。（Hindustan Times）
若將上述的背景綜合起來，印度是潛在龐大的華語文市場、台灣有豐沛的優秀師資，兩者應有互利的合作前景。微妙的中印關係則是此項合作的額外助力，印度軍方對於中國籍的華語教師難免心存戒心，對台灣教師則無此項顧慮。但印度的生活環境不如台灣，加上負面新聞渲染效應，台灣華語老師未必對前往印度有興趣。這時便需要官方協助設置平台及提供誘因，才能有效開拓印度市場。
台灣官方目前主要是透過在印度大學內設置「台灣（華語）教育中心」的方式，展示及輸出台灣的華語文教學。從2011年迄今，已在印度境內7所大學派駐華語老師，包括著名的印度理工學院。就數量上來看，更遠勝中國孔子學院。在當前中國凌厲的外交攻勢下，印度台灣教育中心的成效顯得格外醒目。
事實上，印度台灣教育中心在成立之初面臨許多波折。原先承辦這個案子的學校因故退出，後來改由清華大學的王偉中教授接手推動，加上當時駐印度的翁文祺大使及張俊均參事全力支持，才順利啟動台灣印度教育中心計畫。這個計畫也一度面臨經費不足問題，則是仰賴現任駐印度的田中光大使奔走協助解決，才讓台灣教育中心得以續存運作。
清華大學是國內最早在印度成立「印度台灣華語教育中心」的大學，展示及輸出台灣的華語文教學。（清大印度台灣華語教育中心）
可惜的是，新南向政策推動至今，雖然有更多的單位試著開拓印度華語文教學市場，但整體而言並未有突破性進展。因為印度整體環境相對複雜，與印度的合作協商也需要極大耐心跟談判技巧。展望未來，至少有兩點方向可以思考：
首先，建議整合相關資源。目前各單位在印度的經營只見分進，沒有合擊。應該仿效組國家隊方式，以現有的台灣教育中心為主幹，組成華語文產學聯盟。這樣可以讓資源更有效地運用，並快速複製成功的經驗，也有利與印方進行協商，為華語老師爭取更好的教學條件。
其次，建議將對外華語文教學依目的區分為教育性及外交性兩大區塊。現有的華語文輸出大多單純以教學為目標，這部分應繼續保留及運作，並協助台商培育所需人力資源。但就戰略角度而言，台灣也要積極推動外交性的華語文教學，將華語文教學視為外援項目或外交工具，以配合國家的外交政策及戰略目標。以印度為例，便可利用此項工具與印度國安、軍方或外交部門建立連結。這類的合作勢必超越教育部門的職權，故應該設立更高層級的單位來主導及提供資源。
台灣的外交籌碼並不太多，華語文教學則是推動台印合作的一張好牌。但華語文教學似乎還未得到足夠的重視。期待相關單位能更積極地規劃與作為，以免浪費了這張難得的好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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