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俊威
「香港，該何去何從？」這似乎是今夏縈繞在很多人腦海中的問題，而如今，這一提問又注定刻鑄在2014年香港歷史中——香港已走到臨界點上：一方面香港公民社會為維護「兩制」蓄勢待發；另一方面，北京收緊對港政策並進入「加速一國中心化過程」的新階段。惟就在政治列車一往直前地加速之時，我們已經梳理好香港問題，可以整裝上路了麼？
近年由中國天朝主義到大中華、城邦自治、進步本土左翼等的討論其實已豐富了我們對香港問題、中港關係的理解。惟即使如此，學者呂大樂卻認為中港多年來並未有真正進入「一國兩制」的問題。大家繼續輪迴於「各說各話，各走各路」的困局。由最近佔中到北京對港展開一系列兇悍的輿論攻勢，再到香港社會的強烈反應可見，情况漸趨極端，雙方皆「殺得眼紅」。
其中一個導致這種局面的原因，在於大家各自把自己的討論和理解立馬置於以意識形態立場先行的框架中延展，忽略了香港問題原有的特性：香港問題絕非簡單的香港內部問題，其核心從來都是一個地緣政治的問題，包含歷史、中國和世界的因素。以最近的討論為例，議題普遍聚焦於本地層面（例如白皮書如何破壞了香港的司法獨立、香港如何被打壓、佔中和政改在本地的具體情况等），筆者並非認為這些討論不重要，反而想要指出，在開展香港問題的討論時，我們不應跳過「地緣政治」這一關節點。作為介乎中西意識形態世界之間的一個熱點，香港長期身陷地緣政治角力的漩渦。若不掌握香港問題的高度敏感和複雜性，將導致我們繼續長期誤讀中港關係，亦不能全面理解香港現時的局面，那就遑論要當下決定香港的前路。
因此，要準確理解今日陷於困局的中港關係，就要從地緣政治的角度深入剖析。下面3點，是理解的基礎所在﹕
其一，中共由始至終在其國際政治策略盤算中「工具」香港。於中共而言，香港問題係跟中共二戰後將要建立的政權，以及其與世界的關係扣連起來的。白皮書作者之一強世功2004至07年被派到香港作調研後寫成的《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正好反映北京官方對香港這最核心和基本的理解。從中共準備建政開始，香港就只不過「是東西方鬥爭全局的戰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維持其資本主義英國佔領不變……在長期的全球戰略上來講……是一個更積極努力的進攻和鬥爭。」（頁83）時至今日，中共看香港問題時，香港、香港人以及內部社會問題從不重要，血濃於水等的情意結也不過是空話。她凝視的是世界，著眼的永遠是大陸的利益（從打開西方世界封鎖中國的缺口、獲取外匯和先進技術，到情報收放、財金功能等）。強世功毫不諱言：「處理香港問題並不是處理發生在香港的問題」（頁155）。 因此可想而知，「一國兩制」從來離不開現用原則的策略盤算。
其二，因香港的歷史和地緣政治處境，她雖名義上回歸，中共卻從來都是以冷戰的敵我思維思考中港關係——不曾是內部矛盾，皆因意識形態上親西方的香港不曾被信任為「自己人」。在其眼中，香港是「意識形態鬥爭前沿」——中國接通世界的窗口，卻也是外在世界影響中國的缺口，1989年後中共更確定這一點。自91年江澤民主政開始，中央的對港政策實質上是對西方反華勢力的政策，是中國對外鬥爭工作的一部分。因此，中共不單純要儀式上的主權移交，更要確保能全方位統戰和接管香港——「中心任務在參與」——「政治的參與」（全面主導香港的政制發展）、「經濟的參與」（中資要盡快控制香港社經每一環節）、「外交的參與」（爭取國際支持中國立場）、「基層的參與」（組織和鞏固基層群眾。這跟民建聯及工聯會密切相關）、「文化的參與」（涉及教育、傳媒、意識形態等）。惟回歸經歷了反23條、反國教等「敗仗」，香港人心未回歸使中共更着實地視香港的一制（英國在港建立起的一套意識形態）為鬥爭的關節點——於其眼中，「佔中」代表的是西方意識形態脅迫中央——無奈在於普遍港人關心的純粹只是香港自身社會福祉而已。而美國全面重返亞洲更進一步挑動大陸的神經，英美駐港領事等「小八國聯軍」在香港「落區」就足以使底氣不足的北京氣急敗壞。從這形勢看，中央對「兩制」的容忍快要到頂，同時促使她加快一國中心化過程。對香港，她絕不放手；在香港問題上，也將絕不手軟。
其三，中共民族主義治國的策略把香港也拉扯進其當下的地緣政治盤算中。面對意識形態真空，民族主義被調動為中共治國合法性的填充物。中國是以「受害者」的形象——強調自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不斷被外敵入侵——參與地緣政治博弈，從中培育民族情緒的養料以鞏固內部政權﹕透過跟其他國家發生摩擦，製造被欺負的危機感，以調動人民站到和政權一致的立場上。因此，於中共而言，美國全面重返亞洲是危也是機。在這場博弈中，作為對外鬥爭前沿的香港自然首當其衝。中央打擊香港，但實質凝視的卻是外部勢力——白皮書以多國語言公布，信息接收對象實為外邊世界的各個勢力，強調「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外國／外部勢力不得干預中國內政」，以聲明她在香港擁有絕對的領域性。這跟中國與周邊國家就屬性不穩定的（邊界上的）領土劍拔弩張的姿態別無兩樣。
同時間，在民族主義治國框架中，外向的香港被理解為與中央關係最若即若離的一個城市。是故，習近平口中振振有詞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跟白皮書中要投射的影像是一致的，以嘗試把香港拉回到中共治港的合法性根源。中共明白「中華民族」其實是很弱的概念。在《環球時報》〈香港非法公投人再多，也沒13億人多〉一文中亦流露出北京的虛怯：一旦「鬥爭的前沿」革起命來，中國其他地方亦有可能跟隨思潮。地方主義一旦抬頭，中共管治合法性來源的民族主義招牌將被砸壞。因此，她對香港公民社會任何動員行動皆（刻意）捕風捉影。明顯的迹象是，中國罕有地把反東北包圍立法會事件如西藏騷亂般在中央電視不斷輪播，顯示香港問題（包括佔中）跟分離主義問題無異。而當習近平主理的國安委全面接收周永康系統的政法委後，香港事務將順理成章全面升級為國家安全問題，對港政策只會愈來愈緊。
總結此文，中港關係實是一複雜的地緣政治的歷史、社會結果。香港問題之所以複雜敏感，在於這3個因素東鳴西應、相互纏繞，令問題癥結更難分難解。以這3點為基礎，往後幾篇文章，於此「再思中國與香港：地緣政治的視野」系列的討論中，將逐一探討以下幾個問題﹕
進一步爬梳剔抉，敵我的中港關係到底是怎樣煉成的？中共的「敵我」心結又如何進一步惡化？再進一步，中共面對兩地差異時是如何自處的？宏觀地回顧中共歷史，她為何總是沉不住氣？而問題癥結是什麼？此外，現今民族主義治國底下，毒瘤處處，又該如何為中港關係把脈？
歸根究柢，本系列文章的最終目的，是為中港關係的未來尋找一個出路。當中，我們不能迴避香港主體性的問題。在整個地緣政治角力的漩渦中，香港長久以來都是被各方（不論中國或英美）拉扯和工具化，並沒有其角色。這是香港（人）當下仍在面對的身分焦慮問題的源頭。若然要在這漩渦中找回自己，那香港的主體性又是什麼？香港（人）如何講自己的一套論述？其內涵又是什麼？而其實，最根本問題是，香港該是屬於中國、英國（西方），還是世界的？筆者將陸續分享，指出香港的未來，應是既非（強世功等學者眼中的）中國的香港，也非西方（英美）的香港，而是能自信地立足世界，能融合中西、有其主體性的香港。
在這躁動的夏天，我們更需要冷靜沉澱和反思，方可真正進入問題根源，理順中港關係，然後抖擻上路。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教學助理，原文載於2014年7月13日明報星期日生活，http://www.pentoy.hk/author/t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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