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野
2002年當台灣電影年產量不足10部，總票房佔年度票房0.3%的時候，金馬獎的閉幕片選擇了公共電視委託導演蕭菊貞拍攝的紀錄片《白鴿計劃─台灣新電影二十年》，記錄了1982年那場以四段式的電影《光陰的故事》為起點的台灣新電影浪潮。這部紀錄片描述原本在世界電影工業邊緣，從來未曾受到歐美重視的台灣電影，如何在這20年間，接二連三的在世界三大影展及其他重要影展得獎的燦爛時光。
《返校》領軍 告別台灣新電影
又過了10年的2012年，在台北電影節為紀念台灣新電影之父明驥先生所舉行的告別紀念會上，當時台北市文化局長劉維公認為記錄下這個文化運動非常重要，承諾由台北市政府出資完成紀錄片。當時的總監胡幼鳳找來製片人王耿瑜，詢問她統籌的意願，王耿瑜找我當策劃，題目直接就用《光陰的故事》。不過和10年前記錄的角度完全不同，是記錄這個運動對世界影壇的影響，走訪歐美亞洲中國香港各國電影人。其中一位年輕的中國導演表示，台灣新電影比同時代的中國第五代導演的作品可貴的地方，在藝術性和時代性禁得起時間的考驗。
但是時間是殘酷的。如果到了2022年，40年之後，還有人想要再用影片來紀念這段電灣電影史上的一段輝煌歷史時，我想到一個標題是：「告別」。不管是用如何的方式告別，告別本身象徵的是一個全新的未來。如果要為告別儀式找到一個時間點，那麼2019年的台灣電影《返校》應該是其中一部具有象徵意義的電影。《返校》的出現，和2008年《海角七號》所掀起的台灣電影復興浪潮是有同等意義和價值的，甚至在內容和形式上的突破，還有在歷史的時間點上更重要。因為它在電影的影像語言、敘事風格、美學上正式向當年的台灣電影大師們告別。
《返校》（影一提供）
《海角七號》賣破5億 台灣影業絕處逢生
所有具革命性的浪潮都不會是單一作品和單一作者能夠獨立撐起一片天的。如同在《海角七號》出現之前和之後的那些同時代的電影人和電影作品，總是前仆後繼的搶灘登陸建立自己的灘頭堡。這個搶灘的過程正好是發生在2002年之後。說來最諷刺的是，就在這一年台灣加入WTO，政府取消對西片的映演限制，對於已經奄奄一息的台灣電影給了致命的一擊。但是就像在植物的樹幹上狠狠劃下幾刀之後，植物受到死亡的威脅，會在那一年用盡全力的開花結果做出最後一搏，台灣電影正是從那一刻起，有了一點起色，直到2007年的《練習曲》、《刺青》等都有超過以往低迷的票房，直到2008年《海角七號》的5億多票房確定了台灣電影的生存。這段充滿勵志的故事，仍然是由蕭菊貞完整的用影片和影像記錄下來：《我們這樣拍電影》，她記錄了1982年到2015年台灣電影的歷史。其中她提出了一個關鍵的問題：「台灣新電影是光芒還是包袱？」
這個問題來自於2008年前後的電影人和電影作品多少都延續、傳承了台灣新電影的精神和風格，雖然在這些後起之秀中已經有了走自己路的自覺，甚至決定，但是，斷裂是相當困難的。當年台灣新電影之所以蔚為風潮，正是因為和之前稱之為「國片」的台灣電影清楚的斷裂，從題材關懷台灣社會面對政治禁忌、長鏡頭和空鏡頭的電影語言、場面調度和美學、大量素人演員的起用等。而這些斷裂後的新元素伴隨著時代的變遷，一直成為後來電影工作者的養分，一直到這幾年，更新一代的年輕電影工作者陸續登場，多元的題材和更新大膽的嘗試，「斷裂」終於成為了可能。
《大佛普拉斯》（甜蜜生活製作提供）
《聶隱娘》分水嶺 新生代走自己的路
2015年台灣新電影運動的靈魂人物侯孝賢以《刺客聶隱娘》獲得坎城影展最佳導演獎，對照1989年他以《悲情城市》拿下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金獅獎，一個是開啟了國際影展對台灣電影的能見度，一個卻有濃濃的「告別」的味道，那意味著台灣電影的另一個新起點，正是發生在2015年之後的一連串的改變，從《一路順風》、《大佛普拉斯》、《血觀音》直到2019年的《返校》，來到了一個高峰。
這幾年出現的台灣年輕電影工作者的成長背景不同於2008年崛起的年輕電影工作者，他們的觀影經驗是西方甚至香港的類型電影，對台灣新電影傳統相對的陌生。他們受教育的年代正是台灣的政治和社會氛圍進入民主自由多元的狀態，在文化上也更朝向台灣意識的形成。他們的文化養成和上一代知識份子的文人傳統，甚至對更遙遠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完全陌生。這樣的傳統反而會出現在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等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年輕電影工作者身上。所以這幾年台灣電影出現的各種不同創新或是混搭式的類型電影，例如犯罪的、鬼怪的、動作的、動漫風格的、黑色幽默的，都和台灣新電影中的人文寫實、文人傳統明顯區隔，甚至斷裂。這些不斷大量湧現的作品，就算是被殘酷市場大浪沖洗成碎片，但終將成為一股全新的浪潮，和所謂的「國片」傳統告別，成為新定義的「台灣電影」。《返校》的出現，宣告這個新電影時代的來臨。
《海角七號》（果子電影提供）
期待波濤洶湧 台灣電影新文化運動
從前我們習以為常稱為「國片」的電影，包括了香港在內所有的華語電影，那時候在傳播媒體上說「台灣電影」是一種禁忌。這使我想起台灣早期脫離日本統治之後，來自中國大陸的「國畫」傳統，曾經造成當時舉辦全台（後來改成全省）美術展覽的路線之爭，也形成文化上的辯論。現在回頭看看，2019年前後出現的台灣電影，恐怕告別的不只是台灣新電影浪潮，而是長久以來被稱為「國片」的電影傳統吧？更加巧合的是，今年的金馬獎被動、被迫成為缺少了中港電影參加的純台灣電影的金馬獎，從華語電影的盛會成為台灣電影的盛會。我不禁會這樣想：其實台灣是一個具有生物多樣性的島嶼，在文化上具備多元包容的特性，也具有非常強大的韌性和生命力，我們應該會有完全不同於其他國家，完全屬於自己的電影吧？
金馬獎的歷史會記住這一年，台灣電影史也會記住這一年。這是一次少了中港電影參賽的金馬盛會，卻也可能是一場波濤洶湧的台灣電影「新文化運動」的開始。我們這樣期許著，努力著。
《誰先愛上他的》 （親愛的工作室提供）
（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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