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回憶錄》（允晨文化提供）
余英時（廖志峰攝）
余英時一九四六年在瀋陽住所前。（允晨文化提供）
余英時在華文世界的地位，不只因為他是史學泰斗，著作等身，還因為他是胡適以降名望最隆的自由主義者。20世紀下半，自由主義陣營當然出過不少健將，例如對台灣民主運動影響甚大的殷海光。余英時之奇特，是他在文化上從不拒中。也就是說，他並不把中國的不民主、不自由歸因於固有文化。
他的第二點特異，是他並沒把強烈的中國情懷轉成國族認同。金庸文革期間寫很多批判中共的社論，卻始終把「民族大義」看得比殺父之仇重要。又如余光中，本來很反共，六四還寫悼詩，但後來習慣接受招待回去旅遊，就不反共了。
我舉金庸與余光中為例，只因為兩位最有名，要不然他們並不奇特，拒絕「心向祖國」的余英時才奇特。他在政治上一直拒中，才會在2014年先後聲援台灣太陽花與香港佔中。
光憑他的奇特，《余英時回憶錄》就值得讀了。作者鑽研中國思想史，因此書中除了敘事，也有幾個段落析論自己的中國史觀如何形成。第一章用15頁篇幅解釋五四為何不該跟西方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比附，第二章用5頁解釋共產主義為何在中國興起，都寫得肌理分明，獨立成篇都是一流小論文。
不過，本書引人入勝還是在敘事，在共產中國生活的那半年尤其令人訝異。如今余英時以反共著稱，但1949年5月他在上海「被解放」，感受就是稀鬆平常，家人赴海外，他並不想跟著離開，這時的他一點不反共。
余英時從前作品也寫過燕京大學歲月，但申請入團卻是回憶錄首次披露。團就是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共青團的前身。這是1949年秋，北京剛舉行過開國大典，因為土改，農村已殺紅了眼。已準備要入團的余英時聽聞同鄉告知家鄉的殺人慘況，反應不是毛骨悚然，而是拿宣傳八股把同鄉教訓一頓。
他沒寫出他拿來教訓人的八股內容為何，想來是「農民與土豪劣紳之間的戰爭」那套。這是他一生最痛悔的回憶，寫出來極不容易。我們必須感謝他寫出來，因為這段對台灣此刻非常重要。
台灣此刻充斥假新聞，北京又砸錢推動兩岸交流，目的正是希望我們「被洗腦」。許多人聽到這三字就感到受辱：「我怎可能被洗腦！」余英時的例子卻告訴我們：人人都不該有「我怎可能」的確定感。雖然余英時當時不過19歲，但已經熟讀《胡適文存》，追讀過自由派《觀察》週刊，也常聽父親（哈佛歷史碩士）分析國際現勢，這種年輕人的知識準備不是常人可比，但他還是被洗腦了。
被洗腦的青年照理說是不會想「投奔自由」的。余英時卻在1950年去了香港，而且一待5年。這是整本書最神奇的一段，因為他原本只打算待半年，也照計畫搭上北返的火車，沒想到火車一過邊界就拋錨，讓他有數小時思考。這拋錨對新中國或許沒什麼，頂多少掉一位思想改造的對象，對學界卻意義無比重大。
但他選擇回香港的理由也不是反共，純是不放心父親年事已高。至於他如何開始反共，書中並沒單一事件，沒有轉捩點。他只有寫自己的智識探索。這也是他與人相異之處：他反共不是因為冤仇，而是基於價值與史觀。他是用心探索過中西價值系統的形成，才堅決反共的。反共於他，就是智識追求的自然結果。
香港那5年是他智識追求的關鍵期。頭兩年追隨錢穆讀《國史大綱》，再來3年一邊求學一邊從事寫作編輯，向多種刊物供稿，參與創辦出版社與刊物。當時冷戰伊始，他就身處思想冷戰最前線，25歲赴美留學前，已寫完5本書。
3年5本書，這種產量相當驚人，可見他把青春的體力整個投入讀書寫作，把青春的腦力都用來思考世界劇變帶給他的困惑。他或許是到美國後才接受完整的學術訓練，但他智識追求的浩然之氣卻是在香港養成。他能讓思惟馳騁於民主、平等、中國文明走向這些嚴肅課題，是拜香港自由空氣之賜。若是在當時台灣，別說投稿了，聊這些都要擔心被舉報。
書中發人深省的段落當然不只這些。而且這本書應該只是上部，只寫到博士學位，讓人意猶未盡。期待作者早點寫出《回憶錄》下部。
（出版人兼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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