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俠小說泰斗金庸10月30日去世，享壽94歲。（路透檔案照）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政客活得不夠久，功過都難以論定，何況是想巴結政客的文人？
武俠小說作家金庸10月30日去世，享壽94歲。「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有井水處有金庸、有村鎮處有高陽。」曾在戒嚴時代生活過的台灣人來說，即使沒看過金庸的小說，至少也看過金庸小說改編的電視劇或電影。
1980年代初期的週末晚上，老三台每4個月可輪播一次港劇，曾經創下至少70%起跳的超高收視率，捲起了一陣港劇旋風。那時還沒有網路，錄影機也不普及，升斗小民的娛樂，就是看電視而已，瘋狂程度當然勝過今日的韓流。
1983年我在金門服役，軍方為了政治教學，各連隊都已設置電視機。但在金門只有軍方的華視有設轉播站，所以在金門也只看得到華視。可是為了看港劇，鄉下來的阿兵哥，竟然會用大鍋蓋自製「小耳朵」，真的佩服他們為港劇而激發出的創意，以及不怕被誣陷為匪諜的勇氣。
隔年部隊移防回台後，台視播出金庸小說改編的港劇《天龍八部》，讓我更加體會到「港流」的瘋狂。星期天晚上8點起，瞬間萬人「空」巷，街上看不到人，也看不到車，司機不載客、小販不擺攤，大家全都待在家裡看港劇，主題曲〈萬水千山縱橫〉、〈兩忘煙水裡〉傳遍大街小巷，報上說連犯罪率都因而驟降。
當兵是週日晚上9點收假，本來大家都要等到快9點才回到營區，早一分鐘都覺得吃了大虧。但《天龍八部》播出的那幾個月例外，7點50分就全員到齊，在中山室（每星期四莒光日上政治課的教室）電視前乖乖坐好。
9點一定要晚點名，連長卻只是挑廣告時間，在連集合場迅速集合，迅速唱完〈我愛中華〉，迅速喊4句口號，3分鐘不到就宣布部隊解散，大家再回到中山室接著看。本來10點要在床上躺平的，也要等〈兩忘煙水裡〉的片尾曲播完，大家才開始刷牙上廁所，10點15分上床就寢。
30多年後有人問我：「當兵那2年，難道完全沒有感覺小確幸的一刻嗎？」說真的，怎麼想好像也就只有大家一起在看《天龍八部》時，那種完全拋去年齡、階級、省籍、語言…的區隔，就像一家人一樣圍在電視機前。那種滿足感，30多年後回憶起來，仍有一絲甜味。
我在印刷廠當過小童工，因而識字早。1979年《聯合副刊》開始連載《連城訣》，隨後《中時人間》也連載《倚天屠龍記》，在此之前我就看遍台灣租書店裡，那種每一章節就是一本的各式32開盜印本；另外先父還收藏過各種來自香港，也不知是正版還是盜版的殘本（因為集數都不全），所以我對金庸小說是既熟悉又陌生。
為什麼會熟悉？因為國中時讀《天龍八部》，看到大理國王子段譽和同父異母的妹妹木婉清，被叔叔段延慶囚禁在萬劫谷中，還在飯菜中下了「陰陽和合散」，逼他們兄妹亂倫，藉以敗壞大理王室聲譽，他也才有機會奪回王位。其中提到︰「陰陽和合散服食之後，若不是陰陽調和，男女成為夫妻，那便肌膚寸裂、七孔流血而死。…在石室之中，木婉清軟綿綿地靠在段譽身上，段譽猛然間覺得血氣上湧，燥熱難耐，但覺懷裡的姑娘嬌喘連連，幽香陣陣，心情大亂，便往她唇上吻去…」；正看到精彩處，下面一頁竟被沒公德心的人撕掉了。只看到一堆人在後面寫著「撕此頁者不得好死」、「小偷一定斷子絕孫」的各種惡毒詛咒。
只有我善用正面思考，乾脆自己狗尾續貂，寫了2頁香豔的內容貼上去，算來這是我生平第一篇小說習作，我對金庸的小說當然熟悉。
至於為什麼會陌生？因為小學與國中讀金庸時，這些台灣盜印本不敢標示作者是金庸，有些改成司馬翎，有些改成古龍。糊裡糊塗看了一堆，只覺得奇怪，同一作者怎麼有時文筆超好？有時又爛到好像比我寫得還不如？
租書店裡的盜印本，不但要改人名，連書名都改。《鹿鼎記》被改成《小白龍》、《倚天屠龍記》被改成《懺情記》或《至尊刀》，最誇張的是我第一次讀到《射鵰英雄傳》，在租書店竟成了《萍蹤俠影錄》。
金庸被台灣的特務單位視為「附匪文人」，盜版商改他的人名或書名，動機還能理解；問題是《萍蹤俠影錄》作者梁羽生，與金庸一樣也是在左派報紙《大公報》或《新晚報》任職（其實《大公報》1948年在香港復刊後，已完全是「匪報」了），只是在台灣的知名度差了一截。盜版商把金庸的書，冠上另一個更資深的「附匪文人」梁羽生，麻煩搞不好更多？
金庸的小說即使在台灣戒嚴時代被禁，但因為受歡迎，殺頭的生意仍有人搶著做，所以五花八門的盜版書，讓我們這些台灣讀者搞不清楚。直到蔣經國登基後，遠景與遠流相繼出版金庸小說；改編的港劇與港片也陸續進來後，我看了那些情節才驚覺，原來當年看的小說，就是金庸的作品啊！
金庸雖然精通中英文，又在英國統治下的香港發跡，但骨子裡仍難脫傳統江南世家的文士習氣，白話文來說就是「永遠追隨當權者，錯就沒錯」。他那滿腦子「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酸味，配合大一統天朝的統戰思維，不僅露骨地充斥在小說裡，甚至就直白地活現於自己身上。
1947年金庸進入《大公報》，擔任英語新聞翻譯，得到老闆胡霖的賞識。一年後國共內戰情勢逆轉，胡霖正好要在香港復刊《大公報》，金庸因此到了香港。
1949年胡霖病逝，金庸失去了靠山，就在《大公報》發表〈從國際法論中國人民在國外的產權〉，到北京幾番鑽營，想見新聞局長喬冠華，取得新政權的一官半職。但求官技巧太拙劣，碰壁後已無法去台灣，地主階級留在中國又危險，國共兩黨都不要他，只好灰頭土臉地返回香港。1951年4月，中國將金庸「反革命份子」的父親查懋忠，以「抗糧、窩藏土匪、圖謀殺害幹部」的罪名，槍決於他自己創辦的小學操場上。但沒有其他謀生技能的金庸，在香港聽到這噩耗，也只能暗自掉淚，繼續棲身於殺父仇人的宣傳組織裡。
《大公報》後來還把階級敵人金庸，發配到不涉政治的冷衙門《新晚報》。從此金庸不再有專業性較強的英語新聞或國際分析文章可寫，但這反而為金庸開了條活路。因為《新晚報》的設計目標，就是要沖淡政治宣傳，迎合小市民的口味，武俠小說就成了重點。
因為前輩梁羽生拖交稿，金庸只好代寫墊檔，沒想到刊出後讀者反應甚好。靠著講故事的能力，突破了傳統武俠小說的桎梏，愛恨情仇的固定套路，不但讓金庸名利雙收，創辦《明報》之後，更有機會成功涉入政界，一了他年輕時的宿願。
流亡在香港的金庸，與流亡在台灣的李敖一樣，中年以前打著「自由」的旗幟，擄獲這兩個小島上市井小民的歡迎。
金庸在自己的報上，批判過中國的文革與發展原子彈，也嘲諷過老蔣每年3次（元旦、青年節與雙十節）的「告軍民同胞書」。
他笑老蔣自己不敢反攻大陸，卻要大陸軍民起義推翻共匪政權。大陸軍民要敢自己推翻暴政，自己當總統就好了，為何要迎回你老蔣來當總統？
金庸不像李敖，在英國統治下的香港，根本沒有文字獄，但金庸從不曾感謝英國。金庸的功成名就，完全是靠那些說粵語的香港小市民。可是金庸卻像李敖一樣，永遠看不起那個小島上供養他成為巨富的人民；而且金庸混得比李敖更好，基於統戰的需要，連蔣經國與鄧小平都先後召見過金庸。
1999年5月，金庸出任新浙大人文學院首任院長。在《新聞機制改革與經營管理》研討會上，金庸演講〈兩種社會中的新聞工作〉時說：「解放軍負責保衛國家人民，我們新聞工作者的首要任務，同解放軍一樣，也是聽黨與政府的指揮。」
金庸的《明報》在香港日進斗金，97大限前卻以低價賣給馬來西亞的親中國商人張曉卿。因為金庸是聖之「時」者，深諳「一國兩制」只是口號。他對中國與左派輕聲細語，小罵大捧；對台灣與英美卻嚴詞批判。因為他很清楚罵完之後，前者會報復，後者卻只會回復。
有些台灣評論家因金庸反台獨，而且早在1960年代起，就在文章裡多次批判台獨，因而討厭金庸。但這些評論家誤會了。金庸是個堂堂不正的中國人，統獨根本不是他的核心價值。假如今日的當權者是獨派，金庸立刻就會是個最堅決的獨派。
金庸死了，一個堂堂不正的中國人走了。我揮別了金庸，也揮別了我在戒嚴時代的青春歲月。
（文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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