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程偉豪。（記者劉信德攝）
導演程偉豪。（記者劉信德攝）
導演程偉豪。（記者劉信德攝）
要做台灣第一，不容易；做台灣第一賣座導演，亦不容易；票房拿第一，還能有口皆碑，更不容易，才卅三歲的年輕導演程偉豪在二０一七年就寫下了這則傳奇。
他執導的《紅衣小女孩2》是今年唯一破億的國片，另外一部《目擊者》也破了五千萬，排名第五。
這位從國中時期就立志想當導演的年輕人，他的抉擇，一度嚇壞了家人，但他從早場電影和錄影光碟汲取的養分，卻改變了台灣電影風貌。
今年十大賣座國片裡，你一個人就包辦了兩部，沒有人比你更風光，你怎麼看「票房」？
開心，真的開心。我是一個做商業類型片的導演，票房就是市場對類型片導演打下的分數，但站在產業面來看，卻是有喜有憂。
開心的是，我們團隊對靈異恐怖或犯罪類型片的研究與努力，成功了。因為，我一直相信，對新導演來說，恐怖片與懸疑片是最便捷的兩款入門款，因為「低成本、高娛樂」，你不用花太高預算，就可以好好說故事，實踐你的拍片夢想；但創造的娛樂效應與市場價值，對年輕創作者更像是一劑強心針，可以更堅定你的信念與未來方向。
擔憂的則是台灣的電影產業是否可以繼續支撐這類型電影的拍攝？畢竟，產業興衰與「量」有關，「量」夠了，才留得住人才，才能在「know how」上繼續精進，才能真正建立產業。台灣有各式各樣的電影創作者，但有志走商業類型片的創作者相對較少。
從市場反應來看，你選擇從靈異恐怖片與犯罪片下手，確實達到吸睛與吸金效果。問題在於，你當初如何說服投資人接受這兩種很少人成功的類型片？
讓我先從自己的電影夢說起。在國二升國三的暑假，大部分學生都忙著準備高中聯招考試，我則是計畫著明天的早場電影要看哪一部，我家住高雄，早場電影超便宜的！那時候，台灣要加入ＧＡＴＴ，政府對好萊塢全面鬆綁，不管是《第五元素》或者《空軍一號》，都讓我看得如癡如醉，於是我就直接對爸媽說，將來我要當導演，嚇壞了爸媽，一直擔心我將來沒飯吃。
我大學念傳播，正逢數位時代來臨，影片製作門檻降低，我開始想出各種名目去接社團的活動影片，藉此熟悉剪接、拍攝等技巧，拍了非常大量的微型短片，就這樣邊拍邊學。此外，我也到影碟店租大量的商業片觀看，尤其偏愛那些有幕後拍攝花絮的影碟，就這樣邊看邊學，不管是《全面啟動》的城市折疊，或者《駭客任務》的高速公路追逐，都成了我開啟眼界的重要養分。
我很愛看好萊塢的類型電影，後來有機會導演時，就把犯罪片當成我的首要目標，因為我相信，自己愛看的，觀眾一定也愛看。六年前我想拍描寫人性闇黑面的《目擊者》時，一直碰壁，資方直截了當告訴我，近年沒有任何一部台灣的犯罪類型片能賣錢，沒人相信我會一試就中，因此募資非常困難。正因募資受挫，後來瀚草影視老闆曾瀚賢找我拍攝《紅衣小女孩》時，他想替台灣類型電影拉出生產線的想法，與我不謀而合，再加上《紅》片兼具了恐怖與犯罪這兩款新導演訂下的入門款類型，便決定先拍恐怖片。
靈異恐怖片不是要裝神弄鬼嗎？為什麼可以用低成本就攝製完成？你又怎麼控制或降低你的成本？
恐怖懸疑電影往往只聚焦在少數幾個人或幾個空間之中，善用影音，就可以創造駭人氛圍，重點在空間與人物的互動。只要引導觀眾跟著角色走入封閉的空間與劇情互動，很容易就有了驚心動魄的感受。
例如，《目擊者》場景都是圍繞在辦公室、車廠、雜貨店裡，美術陳設花不了太多錢，劇情則是強調真相跟謊言，再由警方來追凶。這些細節都要強化與觀眾的互動，只要創作者懂得在何時（when）出現驚嚇點、哪裡（where）要聲東擊西，就會讓觀眾看得津津有味。
一般人都以為類型片要運用大量特效，成本相對較高，其實，適度運用特效，反而降低成本。我是後製出身，不論是動畫、剪接、特效等，我都會做，所以我能理解哪邊用特效靠後製，就可以降低時間與成本。
例如《目擊者》中那場雨中的車禍戲，我們只有五天時間，每天又只能趁黑在天亮前拍攝，且場景遠在山區，一旦要變動光源，調整燈位，至少要花費一、兩個小時，所以一定要先想好最有效的拍攝方法；於是我要求攝影師就待在車子裡，直接拍攝車子迎面撞來的場面，視覺驚悚逼真，還附帶巨大的晃動質感。
再加上山區缺水，即使出動了水車來降雨，雨絲也不夠扎實，這時就只能靠特效來強化落雨效果，雨絲有些是真、有些是假，相當唬人。《目擊者》的特效入圍了今年金馬獎時，我非常開心，因為評審看到，也看懂了片中關鍵的特效，即使這些特效成本極低，卻是讓整部片能否連戲的關鍵特效。
除了光影之外，聲音魔法也是《目擊者》非常高明與犀利的氛圍設計，說說你的製作概念？
首先，類型片不能有包袱，有，就慘了。套用現成公式就是一種包袱，所以，我正在籌拍一部殺手電影，我在意的，就是要怎麼設計出全新的動作場面，要新還要爽，觀眾才會買單。
聲音在類型片中舉足輕重，最能夠挑逗觀眾的互動情緒，《紅衣》系列就試圖透過壓低環境音，營造恐怖效果等；《目擊者》中柯佳嬿撞頭時、或被毆打時，如果能製造出充滿想像力的肉體碰撞音效，就能讓觀眾感受到那種痛楚。我的音樂總監李銘傑、音效小黑俠等，過去多數在廣告圈工作，但我們一直想要試出自己的風格，這樣才有趣。今年的金馬獎，分別提名了我們的特效與音效，代表我們做出了一定的水準；更重要的是，過去類型片的音效很難被注意，但今年金馬獎最佳音效給了《報告老師！怪怪怪怪物！》的杜篤之，這代表類型片被注意到了，對類型片來說也是很大的肯定。
不論是靈異恐怖片或是犯罪懸疑片，你在《紅衣》系列電影與《目擊者》中做了什麼不同的嘗試？
最大的嘗試就是「接地氣」，為了接地氣，我做了大量的田野調查。
其實，不論是「魔神仔」或「紅衣小女孩」，都是台灣特有種精怪。歐美恐怖片走的是凶宅路線，亞洲恐怖片則是講生死、善惡輪迴等，我則想在《紅衣》系列加入土地與民俗的語言，因為恐怖片不是只靠嚇人來娛樂觀眾就夠了，而是希望能釋出另一種新氛圍，《紅２》中因此出現了虎爺，《目擊者》裡則加入茶文化的元素。當初我帶著李淳到好幾處警察局田調時，李淳說，他終於了解為什麼劇本中有這麼多喝茶、泡茶的橋段，「因為台灣人都用泡茶、喝茶在『喬事』」，台灣的茶文化更多就是來自於人與人之間的「喬文化」，我想透過類型片釋放出更多屬於台灣的訊息。
至於《紅衣》系列的「嬰靈」與「怨氣」，探討的就是台灣的墮胎現象，探討台灣社會對於性跟孩子的集體恐懼。只要有人因為看了我的作品，有動力理解台灣獨特文化，我的創作就算成功了。
另外，類型片若只聚焦在懸疑或靈異恐怖時，其實無法滿足胃口愈來愈大的觀眾，所以我堅持要加入一些生物類的特效，來營造奇幻氛圍，《目》中的知更鳥、《紅衣》系列的魔神仔等都是。
加入奇幻元素的另外一個考量，就是希望技術團隊能在實戰中提升技術，讓各種高調、低調等特效效果都能用在電影中，小成本電影也有特效突破的可能性，不論最後評價如何，不嘗試，就沒有機會累積，更不會再往下走。
這些「台灣味」走上國際後，回響如何？
《紅衣小女孩》先後賣出了東協十國、韓國的版權，韓國影迷看到《紅衣》的韓文片名直接採用「魔神仔」的音譯，就很好奇，紛紛詢問「魔神仔」是什麼？換句話說，這些有台灣味的元素，就帶出了海外市場的好奇心，也能讓不同文化的外國人理解台灣傳奇。例如，《紅衣》最初在泰國做完混音後，就邀請了十二名泰國恐怖片導演觀看指教，雖然試片時，字幕出了問題，但他們都還是能看懂七、八成，甚至看完後，還熱絡討論山林與靈怪之間的關係，從「魔神仔」到「喬文化」，這些台灣元素都引起熱烈討論，也讓海外行銷變得容易。《紅２》的海外版權已破千萬，《紅衣》在香港也賣出了八百萬港幣票房，這個成績對投資者來說，也是一劑強心針，代表台灣元素與本土內容，照樣可以有高票房。
好萊塢電影《大娛樂家》說了一句名言：「帶給世人歡樂是最高貴的藝術。」你在二○一七年締造了台灣第一的佳績，也帶給影迷極大的觀影樂趣，回首來時路，有沒有什麼心底話要和讀者分享？
答：
娛樂當然是重要的，但我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讓內行的能看門道，外行的也能看熱鬧，所以每部電影我都一定會做大量的田野調查，為了《紅衣》中的魔神仔，我除了閱讀中研院學者林美容研究魔神仔的論文外，也接觸大量的民俗老師，才定出「魔神仔」的原型；《目擊者》時，我就帶著演員走訪了十多間分局和派出所，甚至還問到了金盆洗手的車商，才釐清了二手車廠的地下文化。這些田調工作，都讓電影內容更扎實、更有質感，我要讓觀眾知道，台灣電影絕不是只在玩表面工夫，還是能夠像好萊塢電影一樣，一切細節都很扎實的。
以前我很憤青，看不慣台灣這麼惡劣的電影環境，預算偏低，支援太少、工時偏長，限制多，干預也多；如今我反而很珍惜這些過程，然而就像侯孝賢導演說過的：「限制才是真正的自由。」我拍過的這三部劇情長片，都是在極不合理的狀態下拍完的；如今，下一個案子的預算大增，我卻變得更焦慮了，除了要規劃如何善用這些預算，拍出我想拍的電影，更要想怎麼回饋台灣的工作夥伴。例如，下一個案子可能要到中國拍攝，但我除了爭取我的攝影、美術等主創團隊也能隨行，更希望部分場景也能在台灣拍攝，這樣台灣的工作團隊就能累積更多經驗，甚至還能形成台灣的產業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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