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余光中12月14日過世，享壽90。（資料照）
詩人余光中曾為阿里山寫詩，嘉義林管處四年前發表。（資料照）
人死留名，虎死留皮，那麼「狼」死了該留些什麼？解嚴三十年了，民進黨都第二次粉墨登基了，終於通過了一直躺在立法院裡的促轉條例。但諷刺的是文學界一位又一位的白色恐怖受難者，等不到這一天就提前凋零。條例通過後蔡英文首次致哀的，偏偏又是文壇黃安。
二○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詩人余光中過世，總統府發言人黃重諺表示，總統蔡英文在得知後表示哀悼。並指余光中對台灣現代文學的發展有其重要影響，不只他的詩文廣為人知，他精心翻譯的外國作品如《梵谷傳》，也啟蒙了許多文藝青年。
蔡英文說的沒錯，我也跟她一樣，是在戒嚴時代讀的國中，課本裡能讀到的現代詩，除「死了最安全」的楊喚，就是這位熱愛當權者，也被當權者熱愛的「詩壇泰斗」。梁實秋生前曾說：「余光中右手寫詩，左手寫文，成就之高，一時無兩。」他那左右開弓的才情與活力，在台灣文學史上，必有專屬於他的篇幅。
我也愛余光中的詩文，對一九七○年代鄉土文學論戰時，他的政治立場與文學見解並無意見。經歷過戒嚴時代的人都了解，很少有人敢對（還要能對）當權者說「不」的。就像洪秀柱尊翁，被鷹犬誣陷而繫於囹圄，無論說了什麼或做了什麼，甚至出獄後要定期報告什麼，都不應苛責，也無須深究。
但無法說「不」，不代表就可以主動，甚至是積極在做這些事。在個人安全無虞下，只為私利或私怨，就主動積極地充當「抓耙仔」，例如馬英九在美擔任職業學生，只要你曾幹過這種齷齪勾當，沒有什麼狼死為大的歪理。即使挫骨揚灰，歷史仍要追究，不然轉型正義就是在放屁。
李敖曾批評余光中「文高於學，學高於詩，詩高於品」，「一軟骨文人耳，吟風弄月、詠表妹、拉朋黨、媚權貴、搶交椅、爭職位、無狼心、有狗肺者也」，「過去反共，現在跑回中國大陸到處招搖」。這些激烈言詞，容或是出於作家之間私怨，暫且擱置不論。
但戒嚴時代的作家，都是住在玻璃屋裡。立場與見解不同時，吵吵鬧鬧甚至大打出手都行，然而在任何狀況下，都不能丟出石頭。否則傷及無辜不說，覆巢下自己也未見得是最幸運的完卵。
一九七○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其實朱西甯批得更早。一九七七年四月號《仙人掌雜誌》的〈回歸何處？如何回歸？〉裡，他就質疑「在這片曾被日本佔據經營了半個世紀的鄉土，其對民族文化的忠誠度和精純度如何？」
到了八月二十日，余光中才在《聯合報》上發表〈狼來了〉一文，栽贓台灣的鄉土文學，就是中國的「工農兵文學」，其中若干觀點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竟似有暗合之處」。這句在陳明成筆下稱為「血滴子」的利器一出，立刻「在文壇弄得風聲鶴唳，瀰漫著肅殺的血腥氣息。」
比「血滴子」更可怕的武器，是像黃安那樣直接對當權者指控特定對象。陳芳明《鞭傷之島》裡〈死滅的，以及從未誕生的—評余光中、陳映真道路的崩壞〉還提到：「我收到余光中寄自香港的一封長信，並附寄了幾份影印文件。其中有一份陳映真的文章，也有一份馬克思文字的英譯。余光中特別以紅筆加上眉批，並用中英對照的考據方法，指出陳映真引述馬克思之處。」
當事人陳映真對於陳芳明《鞭傷之島》裡余光中向王昇密告，在《聯合文學》二○○○年九月號的〈關於臺灣「社會性質」的進一步討論—答陳芳明先生〉也說：
「事隔多年，而且因為陳芳明先披露了，我才在這裡說一說。余光中這一份精心羅織的資料，當時是直接寄給其時權傾一時、人人聞之色變的王將軍手上，寄給陳芳明的，應是這告密信的副本。余光中控訴我有『新馬克思主義』的危害思想，以文學評論傳播『新馬』思想，在當時是必死之罪。據說王將軍不很明白『新馬』為何物，就把余光中寄達的告密材料送到王將軍對之執師禮甚恭的鄭學稼先生，請鄭先生鑑別。鄭先生看過資料，以為大謬，力勸王將軍千萬不能以鄉土文學興獄，甚至鼓勵王公開褒獎鄉土文學上有成就的作家。不久，對鄉土文學霍霍磨刀之聲，戛然而止，一場一觸即發的政治逮捕與我擦肩而過。這是鄭學稼先生親口告訴我的。在那戒嚴的時代，余光中此舉，確實是處心積慮，專心致志地不惜要將我置於死地的。」
朱西甯批評鄉土文學，是站在統獨（中日）差異的立場去批的，比余光中站在左右對峙的立場去批，在今日台派或獨派覺青眼裡，朱西甯應該更「反動」。但似乎批朱老的不多，還是目標轉向文壇大小Ｓ了？我不知道。
不過在我看來，余光中當時的手段與心態太可議。日後他自己也心虛，結集出版時從不收錄〈狼來了〉，訪談他的傳記裡也完全迴避。陳映真當時才出獄二年，管束期間涉入匪諜案必罪加一等。朱西甯與王昇之間的關係，絕對勝過余光中，但朱西甯不會用文壇黃安這樣的手段。
更讓人傷感的是：陳映真晚年在對岸仍受尊崇，最後終老於他心中的「中國」；其他戒嚴時更無辜的文人，等不到轉型正義就先凋零了。高喊轉型正義的蔡英文，如今搶著表達哀悼這位文壇黃安，余光中與郭沫若一樣算是善終了。
（文史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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