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尚僧侶尼可拉斯．佛里蘭接受文化周報專訪。（記者張嘉明攝）
時尚僧侶尼可拉斯的攝影作品。（尼可拉斯提供）
時尚僧侶尼可拉斯的攝影作品。（尼可拉斯提供）
攝影◎記者張嘉明
「相機像是一個盒子，我就像是打開這個盒子的潘朵拉，到現在都還在學著怎麼和盒子相處。」尼可拉斯．佛里蘭（Nicholas Vreeland）是僧侶也是攝影師，更是達賴喇嘛書籍的重要編修者。尼可拉斯的祖母是美國時尚雜誌《Vogue》總編輯黛安娜．佛里蘭，他卻是首位出任藏傳佛教重要寺廟住持的西方人，這些驚人轉折全都收進了《時尚僧侶新視界（Monk With a Camera）》這部紀錄片中。
創造「時尚編輯」名稱的黛安娜認為，人生靠自己開創想過的人生才痛快，出身自優渥家庭的尼可拉斯，每週都有參加不完的舞會與派對，十三歲接觸到相機後對攝影有了興趣，十五歲時在祖母引介下，成為時尚攝影大家艾文．潘（Irving Penn）的助理 ，也曾經在攝影大家理察．阿維東（Richard Avedon）的工作室服務，談笑皆鴻儒、往來無白丁，看似風光無限的日子，但仍讓尼可拉斯對「快樂」的真義產生了困惑。
一九七七年尼可拉斯認識了紐約西藏中心創辦人穹拉仁波切（Khyongla Rato Rinpoche），開始接觸佛理，兩年後又受印度觀光局邀請拍攝該國各地的風土民情照片，來到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達蘭薩拉時，他拍下了達賴喇嘛的照片；一九八四年，他卅歲那年，尼可拉斯珍藏的一台台要價不菲的相機全被小偷搜刮一空，這起竊案促成尼可拉斯人生的破折號──成為一位藏傳佛教僧侶。
「這起竊案像是一種加持，解放了我，讓我自由了。」受訪當天，尼可拉斯先是陪著上師穹拉仁波切到醫院，六十二歲的尼可拉斯全程小心翼翼攙扶著九十四歲的上師，直到他回房休息後，臉部線條才從微微緊繃到了全然柔和。談起決意成為僧侶的初衷，與從攝影的執著中解放有關，竊案有如當頭棒喝，相機失竊，等同昭示他的天啟。
出家後，尼可拉斯的弟弟卻另外又送來了一台相機，他有點錯愕，不知所措，只能把它緊緊鎖在盒子裡，他形容這只盒子有如「潘朵拉之盒」，「打開或者不打開？這念頭總讓我在修行時，感到緊張萬分。」
當他在寺院修行時，尼可拉斯不時可以看見來寺院到訪的攝影師，為了取景忙來跑去，「我覺得自己很幸運，我可以當個被拍者，而非忙碌尋找取鏡角度的攝影者。」但潘朵拉之盒的呼喚從未間斷，後來新聞攝影大師布列松妻子瑪汀娜．法蘭克（Martine Franck）也到印度惹對寺參訪，直接問他：「你這麼愛攝影，為什麼不繼續？」
瑪汀娜還提醒他，攝影就如練琴，一天不練功底倒退十天，希望他能至少每天都拍一點照片，「她說拍照有如練習彈音階，但我還是花了很長的時間，才習慣僧侶與攝影師的雙重身分。」
尼可拉斯過去曾隨著外交官父親走遍世界各地，留下許多作品，出家後重拾相機的他，鏡頭下的世界只存在於他起居的簡陋房間，每當有僧侶、工人、僧眾到訪時，尼可拉斯才會取出相機，鄭重地為坐在木椅上的人們一一拍照，反覆練習後，尼可拉斯才漸漸走出房門，終究，尼可拉斯再度拾起他的潘朵拉之盒。
神話中，潘朵拉之盒打開後，只留住了希望，攝影也為尼可拉斯重建惹對寺帶來了希望。重建資金很大一部分來自尼可拉斯到世界各地舉辦攝影展拍賣作品的收入，他知道攝影可以幫寺廟募款，但他更必須回到「做自己」的初心，「我有責任控制潘朵拉盒子，我和潘朵拉之盒彼此互有強弱，這是一場跟自己的戰爭。」
尼可拉斯說即使是講究六根清淨的僧侶，也必須面對自己的欲望，「在欲望裡，會看到自尊、自傲等的拉扯，這些都是很自然的，但得加強自我的心力，不要被欲望操控。」 在搏鬥間，尼可拉斯找到了與潘朵拉之盒相處的方式，「拍照必須要有利他人，即使掙扎也要保持正念、覺察真心。」
每每按下快門的剎那，他都是「內心世界找到最和諧的狀態後，呼應外在世界的節奏與共鳴」，尼可拉斯尋找攝影的「決定性瞬間」，就在於和諧的共鳴，有了這分共鳴，尼可拉斯的作品就多了分空靜圓融，「我按下快門時，不是因為當時我想按下，而是那刻我尋到了恰如其分的和諧。」尼可拉斯每天睜開眼睛就不停在構圖，攝影於他更像是一枝筆，協助寫出生命軌跡詩歌，「在一首首的詩歌裡，有生命，有生活，有快樂，有苦痛，也有無常。」身為惹對寺住持，尼可拉斯常須主持早晚課誦，這時只能用雙眼取代鏡頭，「我在法座上看到兩排僧侶時，心中只能想著這可真是絕佳的構圖。」為了留住一幀幀的構圖，他聽從曾任馬格蘭通訊社總編輯的好友詹姆士．福克斯（James A. FOX）建議，開始用筆畫下軌跡，「攝影不一定是靠相機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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