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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特聘教授藍佩嘉。（取自藍佩嘉個人網站）
〔記者楊丞彧／台北報導〕台灣除了面臨嚴峻少子化挑戰，總人口數也從前年開始走下坡，原作為補充性人力的外籍移工（勞工）供需本已失衡，加上疫情影響國境管制，缺工的情況更顯嚴峻，無論政府公共建設、工商業以及一般家庭長照都受到衝擊。對此，學者認為有三大原因造成此現象之外，也直指解決問題的根本還是要回到提升勞動條件，不然某些工作永遠不會有人偏好去做。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藍佩嘉受訪時表示，缺工是事實，近年台灣對移工需求有增無減，然而同一時間供給方卻呈現下降趨勢，在疫情期間更為明顯，造成此現象原因有三。第一，移工輸出國的經濟狀況提升，其中以越南較明顯；第二，輸入國之間的競爭，以印尼為例，看護越來越難找，這些人力可能選赴他國，或投入其他產業。第三，職業別也有所差異，特別在看護部分，因不受勞基法保障，薪資也未與基本薪資連動調整；若語言上有優勢，也寧可到日本等國。
被問到是否因台灣在勞動條件、薪資以及人權保障上有所不足，造成移工紛紛選擇他國？藍佩嘉認為，這些條件一直都存在，只是在過去供需未失調時，移工可能願意忍耐；不過當現在供需出現變化，買賣雙方的主動權已有所不同，這些不足相對被凸顯，讓移工寧選其他國家工作。
而在移工勞動權保障上，藍佩嘉表示，看護的勞動條件與其他產業相比落差大，比較需要檢討，雖因看護工作性質緣故，使其不受勞基法所保障，不過待遇沒有跟著基本工資連動調整，也會讓看護人力寧可轉到其他產業工作。另一個問題在於，台灣多為私人家戶單獨雇用看護，勞動力較不密集，雇主不願或無力支付較高薪水；外籍看護在日本是於機構工作，薪水跟勞動條件跟本國勞工一致，勞動條件相對受到制度上保障；對雇主而言，也得以聘雇到有專業背景或訓練的移工。
至於營造業跟製造業移工，藍佩嘉指出，大部分移工的基本工資就變成他們的一般工資。甚至是最高工資，實際上薪資不只如此，原因是願意做很多加班。不過現在缺工潮之下，公司也願意將工資往上調整。不過以單位鐘點薪資來看，移工還是比本國勞工低。不過就雇主觀點，薪水倒不是最關鍵考量，而是勞動力調度上的彈性，因移工較願意加班或做大夜班，也願意配合趕工。
對於傳出政府可能放寬移工取得永居權條件，藍佩嘉表示贊同，從勞動力短缺角度來看，台灣勢必得面對用移民政策作為解決人口問題的方式；從人權保障角度來看，很多移工在台工作許久，讓他們取得永居權利也合理，關鍵在於制度如何設計。
不過，藍佩嘉提醒，不能抱持錯誤想像，認為只要讓移工取得永居權，某些低階工作就會有充裕人力來做。假設今天移工取得在勞動市場自由流動的權利，也會想做勞動條件更好的工作。如果只想以開放移工永居解決缺工，恐無法充分解決問題，解決問題的根本還是要回到提升勞動條件，不然某些工作永遠不會有人偏好去做。
藍佩嘉也提到，過去台灣想像會有源源不絕的移工填補勞力缺口，但顯然現在的情況並非如此。同時，很多國家也將目光移向緬甸等國，如新加坡，但台灣面臨國際政治上的困境，選擇的彈性不如其他國家大。另一方面，台灣也不能想像永遠有更窮的國家會來填補缺口，因為這些國家永遠都有其他輸入國供選擇，或自己國家也有經濟發展的可能。若只想以提供永居權一勞永逸解決勞動力缺口，恐不是這麼樂觀。
而對於政府推動的新南向政策，藍佩嘉期許是長期政策，穩定建立與理解對東南亞的關係，因為彼此間的學習與接觸都不是一蹴可及，需花費一定時間，所以希望政府不要以短線方式操作，也不需要遍地開花，而是需要進行長期的資源挹注，對增進東南亞的理解與關係，較能生根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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