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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受到內部問題影響及中國大陸拖累，而被調降信用評等。（歐新社）
受到全球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戰影響，台灣經濟表現相對亮眼；台股在去年年底貿易戰的不確定因素之後重新回升，成為全球表現最好的市場之一，外商直接投資台灣的趨勢也同步成長，這些有利因素加起來，能否為台灣帶來新契機，值得繼續觀察。
北京似乎不斷要求香港做一種抉擇：要財富還是要自由？如果說今年下半年的動盪，讓中國做了什麼深刻反省的話，那就是房地產政策。如今中國政府大力提高土地供給、支持公共住宅、鼓勵抵押貸款，但目前還不清楚高房價造成的「隱性稅」會不會因此消失。
香港抗議者堅稱，雖然居住環境很不理想，但這並非他們上街抗議的原因。當然，香港的居住危機中，有很多結構性問題都源於中國政府的政策；但更大的問題，其實是中國是否會將香港推向下一個階段，在事件發生之前，沒人預料到，一場全面的反抗會在一群不關心政治的香港人之間爆發出來，他們比較擔心的反而是未來的走向，尤其是中國可能捨棄與人民之間的社會契約，這可能才是加劇局勢緊張的原因。
貿易戰讓台灣大受惠
至於台灣，如今似乎比中國更具有競爭優勢，台灣受到全球最大幾個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戰影響，經濟表現亮眼。聯合國11月的報告證實，2019上半年貿易戰的最大受惠者就是台灣，台灣對美淨出口高達42億美元，以「辦公室設備」與「通訊設備」等關鍵技術業為主，這些產業之前一直都因為中國的競爭而虧損。
台港今年的股市也反映了兩者之間的差異：台股在去年年底貿易戰的不確定因素之後重新回升，成為全球表現最好的市場之一；香港恒生指數則自從人民的不滿情緒在5月變得明顯之後，下跌了大約10%。這意味著在某些領域，台灣可能會取代香港成為與中國互通的管道。但經濟獨立能給台灣的利益可不僅於此。
Google最近證實將投資新台幣260億元，在台南設立第二個資料中心，據說該中心是為了服務中國，這表示台灣某種程度上正在取代香港的角色。
不久前我們還能信誓旦旦地說，香港的資料中心可能會像它「一國兩制」的金融制度一樣，推動下一波成長。但過去幾年內，中國卻不斷將其法律推行至各個特別行政區，中國即將更新的《網絡安全法》規定，儲存在中國的所有資料都必須讓中國政府存取；這意味著如果局勢沒變，香港就可以靠著兩地間的法規差異來套利，但在爆發抗爭之後，香港政府開始考慮審查網際網路，而中共也鼓勵港府頒布自己的《網絡安全法》，如果真的頒布，香港就會進入下一個階段。
抗爭活動削弱香港特殊地位
在金融方面，台灣則是阻止中資企業像在香港那樣直接在台灣上市，但鑑於之前外流的IPO資金如今已經回流，阻止中資企業上市只是讓流入台灣股市的總資金減少一些而已。在2018年前，以鴻海為例的許多公司都採取「T+A模式」（總部設在台灣，在中國A股上市）將資金移至中國，當時許多人都擔心臺灣證券交易所的未來。
這些資金外流的原因，是中國制定了精密的策略，成功吸引台灣資本、人才與企業，但最近這些要素都紛紛回流，台灣政府也推出更多措施把它們留住；此外，如今商業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從科技到公共關係都越來越密不可分，企業顯然無法像過去那樣同時踏足中台兩地。
香港抗爭活動以及美中貿易戰，都削弱了外商從香港進入中國的可能性，目前看起來美國暫時不會撤銷香港的特殊地位，但其他組織已經開始與香港政府保持距離。今年6月，香港交易所想要併購倫敦證交所，但後者擔心中共對香港的影響力，因而很快否決。到了9月，惠譽（Fitch）將香港的信用評等從AA+調降至AA，之後穆迪（Moody）也在該月調降香港商業前景。
至於地球的另一頭，在中國繼續拘留兩名眾所矚目的加拿大公民之後（外界普遍認為這是為了報復加拿大逮捕孟晚舟），加拿大開始全面調查洗錢活動。之前一份報告指出，洗錢支撐了溫哥華房價中的5%；而且香港賽馬在2016至2017年賽季的88個交易日內，投注額達港幣1,150億元，這數字高得不合常理，相當於全香港每個人都在賽馬場投注了2,000美元。
事實上，香港的會計可信度已不具備過去的國際水準，歐盟委員會在2013年就因為香港缺乏獨立的審計機構，而不再認為香港的監管水準與歐盟相當，美國則因為無法查核中資企業的審計資料（在香港上市的中資企業也有一樣的問題），而在討論是否讓中資企業股票從美國下市，隨著政治環境改變，專家過去熟知的許多香港事實，將逐漸公開在世人眼前。
善用技術人才優勢建立新地位
至於台北股市，雖然今年表現良好，但還是遠遠不及紐約、倫敦，甚至東京。台灣的商業環境獲得超高評價，在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2019全球競爭力報告》（2019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中名列12，在世界銀行《2020經商環境報告》（2020 Doing Business Report）中名列15，它的創新力很強，科技業的勞動力成本也很低。
此外，外商直接投資台灣的趨勢也同步成長。跟附近的國家相比，台灣獲外商直接投資的時間晚了一些，但今年的總量因電子零件業的推動而上升，而金融保險業截至9月也獲得了15億美元，相較之下，中國今年前9個月獲得的外商直接投資卻減少了57%。
台灣可以好好思考如何利用技術人才優勢，在美國等西方國家建立新地位，例如台灣目前正與美國一起更密切地合作加強網路安全；此外，像是自動流量分析（automated traffic analysis）之類維護選舉安全的技術，也可以直接套用在金融業這些仰賴信任的行業上。這樣一來，即使台灣不做區域調解中心，它的產業實力也會增強。
不過跟中國即將面臨的一連串中期經濟問題相比，台灣眼前的挑戰顯得微不足道。有種說法認為，中國銀行體系有一套獨特的規則，尤其與西方國家不同。這某種程度上說得沒錯，中國政府對整個金融體系的控制，使該國的貨幣政策實際上變得無關緊要，也讓這個國家乍看之下似乎沒有景氣循環這種事。但只要中國不再願意或不能繼續無限制舉債，這些現象就會全部消失，而過去幾年的去槓桿化行動顯示，無限舉債的日子可能要結束了。
體制與監管上面臨更嚴峻挑戰
今年中國有很多地方銀行的償付能力都出現問題，最近一次的是營口沿海銀行與伊川農商銀行爆發擠兌。這些規模較小的銀行是中國金融體系的重要元件，商業模式無法符合大型國有銀行的要求，就必須靠這些小銀行獲得私營部門所需的資金。中國目前的債務水準，表示它已經不像過去那樣可以靈活處理複雜的問題，還能讓所有人都不用承受負面影響了。
即使中國經濟沒有突然硬著陸，未來10年的成長也很可能大幅減緩。除非中國要冒險傷害經濟成長，否則很難再提升個人的信貸槓桿水準，這也意味著房地產價格將不會無限瘋狂飆升。另外，在接下來幾年內，中國要提領退休金的人會越來越多，退休金危機會日益嚴重。不用等到香港一國兩制的「50年不變」於2047年結束，中國手裡的錢就會變緊。
也就是說，即使香港沒有發生最近的事件，未來也會因為旁邊的大鄰居而面臨許多困境。惠譽調降評等的理由顯示，香港不僅受到內部因素影響，也被中國拖累：「……有鑑於香港與中國在經濟、金融、社會政治上的聯繫都逐漸增強，它將逐漸融入中國的治理體系中，因而將在體制與監管上面臨更嚴峻的挑戰。」惠譽認為，香港與中國的信用評等差距逐漸縮小（中國今年的評等是A+／穩定），也與這些發展相符。
至於台灣跟中國的關係，則沒有密切到要跟這個後院鄰居共享信用評等的程度。它在經濟與政治上都有空間打造自己的未來。
（本文摘自2019年12月份《台灣銀行家》月刊，撰文：David Stinson 孫維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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