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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都面臨了低利率問題，台灣應該及早面對此項問題並尋找因應之法。圖僅示意，與本文無關。（資料照）
世界各國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都面臨了低利率問題，美國自然利率出現了大約1至2％的下滑，歐盟的自然利率則進入負值領域。利率問題將在全球範圍內輕易傳導，台灣應該及早面對此項問題並尋找因應之法。
淨利差對銀行的重要性就如利潤率之於一般企業的重要性一樣。其反映了買進的商品與賣出之商品，或者借入和借出的資金之間的成本差距。因此，一些人將台灣特別低的利差歸咎於競爭激烈的銀行產業，而銀行產業則和超市的經營一樣，過於注重成本績效。
事實上，雖然台灣遭受的打擊特別嚴重，但利差的壓縮在世界各國都是問題。台灣的10年期利差為0.27％，這意味著即使管理得當，也很難想像利差有辦法變得更高。這是世界普遍可見的趨勢。經濟學家會衡量所謂的「自然利率」（natural rate of interest），亦即既非擴張性也非緊縮性的利率水準。儘管這是一個模型計算的結果，而非直接觀察而得的數據，不過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美國的自然利率出現了大約1至2％的下滑。歐盟的自然利率則已經進入負值的領域。利率可以在全球範圍內輕易傳導，因此這個問題也與台灣有直接關係。
由於世界各國都面臨著類似問題，因此我們應該從國際的角度來因應這個挑戰。歐洲、美國和亞洲等地，可以觀察到目前有不同的解決方法。歐盟已試驗了採取負利率的方式，而美國則偏好採取央行的資產負債表政策，中國則大幅仰賴財政政策來解決低利差問題。不過這並不表示每一種方法在被運用的市場當中都沒有爭議。事實上，在過去10年或甚至更長的時間內，這些政策的使用已在各國造成了政治和經濟上的裂痕。雖然目前台灣的局勢尚稱穩定，但現在要開始未雨綢繆其實並不嫌早。銀行本身可能無法對此爭議做出定論，但是這些選擇仍然會影響到整個產業的未來。
利率可以低到什麼程度？
就理論上而言，存款利率過高最直接的解決方法就是單純降低存款利率，甚至降到低於零的水準。從邏輯上而言，儲蓄者不會想要將自己手上所有的資金都以現金的方式持有，並且會願意接受一定程度的罰金，以便將現金存入銀行。他們希望銀行不會收取罰金，而是將資金貸出（這將透過賺取較高利息的資產金額而間接地提高利差）。在2017年，支付負利息的全球主權債務資產總值達到了9.5兆美元。
這個政策背後的邏輯是最為簡單的，它似乎適合像台灣這樣的小型經濟體，因為它能夠直接影響國際資本（因此能夠直接影響匯率）。但它同時有很強的侷限性。首先，全球嘗試過的最低利率為瑞士和丹麥的-0.75％。如果利率低於這個數字，儲蓄者將會去尋找其他的替代方式來存錢。負利率政策的理想情況是在一個無現金的經濟當中，政府可以控制其持有的現金部位。由於這個原因，一些國家甚至曾討論過廢除500歐元面額的鈔票。然而，對於當今的世界，其應用範圍可能會受到限制。
事實上，儘管有著中立政策的承諾，但事實證明並非所有利率都受到同等的影響。銀行已經發現很難將如此低的利率傳遞給存款人（在實際執行的狀況中，監管機構已將一般存款人摒除在此政策涵蓋的對象之外）。因此，該政策根本不是解決獲利能力偏低問題的方案，反而是問題的延伸。此外，這種方法是否能夠促進貸款的增加也值得懷疑。該政策同時扮演利率和現金儲蓄徵稅的兩種角色，而徵稅已經獲得證實具有緊縮的效果。最終結果可能只是減少貸款而已。許多國家發現負利率的影響與預期相反，匯率最終反而上升，銀行間借貸則出現下降。因此，雖然負利率曾經有一些實際的實施紀錄，但其適用性仍屬有限，結果甚至並非完全正面。出於這些原因，很多美國經濟學家對此類政策抱持懷疑的態度。
政府央行的角色該如何？
除了在最初階段支持金融體系的緊急措施外，美國在2008 年金融危機之後最重要的回應是量化寬鬆政策。與負利率一樣，這項政策先前在任何被應用的場合都被證明其存在爭議性，它意味著中央銀行與政府其他部門之間角色的涇渭分明。其也不太適用於台灣，因為台灣採取證券化形式的債務相對較少（這點將在下文當中有進一步的討論）。
這項政策有一種延伸的做法目前尚未實施，但卻已經得到了一些主要的美國政策制定者的積極關注，此延伸做法被稱為所謂的「直升機撒錢」（helicopter money）。〔前聯準會主席柏南克因為早期曾針對此主題做過演說，而獲得了「直升機班」（Helicopter Ben）的綽號〕。這個想法起源於經濟學家佛利曼（Milton Friedman）一個令人難忘的想法實驗，其想像一架直升機飛越一個國家的領土直接撒下剛由中央銀行印好的新鈔票。該方法意圖透過直接刺激消費者需求來發揮作用。因為其最終必須成功地創造通貨膨脹，才能夠將長期利率預期推高，讓銀行有充分的理由進行貸款，而不是單純地通過對現金存款徵收罰金來強迫貸款。雖然這是一種顯得直率唐突的工具，而且即使是具備歷史數據，要做到政策校準可能也很困難，但它的運作原理是刺激消費者階層，對任何經濟政策而言，這都是一個值得稱道的目標。如果央行未能在下次的危機之前清理其資產負債表，我們可能會看到這種工具的試驗性實施。
除了這兩種方法之外，另外一種選擇是使用財政政策來建立一個國家的資產。亞洲國家往往在制度上非常適合採用這種方法，其需要能夠快速運用的政府支出來填補危機中私部門所留下的缺口。中國在長期利率方面不會面臨與台灣相同的問題，但它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所採取的行動，無疑使其成為運用債務來進行宏觀調控的典型代表。日本到目前為止已經採用過在本文中討論的所有方法，但其債台高築的水準創下了世界紀錄，約占GDP的200％。財政政策的廣泛使用往往會模糊銀行與政府之間的界限，因此儘管其對銀行部門健康狀況的影響可能優於負利率政策帶來的影響，但它也可能改變其營運模式。
雖然直升機撒錢在技術上也是政府支出，但財政政策通常用於改善國家的資產，如基礎設施。它的成功案例通常是在一個國家已經需要改善的情況下──無論宏觀經濟形勢如何。世界銀行在2018年將台灣的基礎設施排在第23位──低於韓國、中國和日本等國家，但也高於挪威、以色列和馬來西亞。
從帳面上看來，台灣的公共債務相當於GDP的30%左右，但這個數字掩蓋了幾個問題。年金改革已經停滯了很長的時間，而政府還要想辦法蓋公宅滿足居住正義，政府債務可能進一步擴大。
然而要承擔大量債務最大的問題還是這個國家的人口是否足夠，但從國發會所公布的數據中，台灣在2018年已經成為「高齡」社會，至2026年將變成「超高齡」，高齡少子化更加嚴重，而沒有人口紅利，稅收也會跟著減少。
而中國跟日本為了刺激經濟成長，其央行則是選擇用寬鬆的財政政策，就是想要讓GDP再成長，但若是人口紅利消失，後代子孫將背債更加嚴重。
意想不到的後果
日本央行10月發布的金融體系報告提及了日本銀行獲利能力偏低的問題，其與台灣的情況相當類似。報告指出，看似健康的銀行可能仍會被驅使增加承擔風險的行為。在發生極端風險事件的情況下，風險可能會以與原始風險規模不成線性比例的方式在整個系統中傳播。該報告強調了低獲利能力如何使銀行系統容易受到其他威脅的影響。
為銀行進行紓困的努力重塑了美國和歐洲等地的政治態勢。在歐洲方面，對希臘、義大利和西班牙等國債務蔓延的擔憂，演變為對歐盟邊陲國家所扮演角色的爭論，最終導致了英國脫歐背後的一些情緒。在美國方面，民主黨發現在干預2008年金融危機的10年後，仍舊難以擺脫意外造成的親商形象。以上每個案例都帶來了同一個教訓，亦即短期決策仍舊有能力影響一整個世代的趨勢。
對於銀行本身以及整個台灣經濟而言，銀行獲利能力低下本身既是一個問題，也代表著未來可能發生狀況的跡象。並非所有這些發展都必然直接適用於台灣，但台灣銀行業所面對的問題也不是獨一無二的。此外，由於利率本質上具國際性質，台灣在面對危機的情況下可能會發現其過去設定的匯率目標在未來可能不再可行──因為處於類似情況的每個國家都會追逐相同的稀有儲備資產。在一開始就須面對低利率挑戰的低迷時期，沒有任何選擇是理想的，但很明顯的是，秉持未雨綢繆的態度，提早討論這樣的問題至為關鍵。替代方案顯然涉及銀行持續的獲利問題、銀行失去獨立性，或者使用未經檢驗的國家央行政策。
（本文摘自2019年03月份《台灣銀行家》月刊/撰文：David Stinson 翻譯：徐子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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