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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香妲．阿克曼的約會：同志、電影、開路者
◎張亦絢
2015年10月5日，香妲．阿克曼（Chantal Akerman，1950-2015）離世。許多歐美的電影人與藝術工作者，都公開表達了震驚與傷痛。其中有出櫃的電影導演，如拍《自由大道》的美國導演葛斯．范．桑；拍了《軍中禁戀》的法國導演克萊爾．德妮。在諸多相關文章中，還提到較阿克曼略長幾歲、得了兩次金棕櫚的奧地利導演麥可．漢內克，承認他受到的影響，主要來自阿克曼。蔡明亮同在阿克曼愛好者之列的說法，我似也聽過。
經過多年，我仍然感到難以言喻，看完《我、你、他、她》時的無比震撼。這部被無數電影學、女性主義與同志研究提及的經典，在1974年問世時，與她次年的作品《珍妮．達爾曼，商業堤 23號，1080布魯塞爾》一樣，如藝術界的平地一聲雷。不單是因為四十年前，女同志的社會處境較今日更加邊緣，面向公共場域的發聲與作品更加稀罕；還因為，阿克曼在那貧瘠的年代，採用了極端革命性的電影語言。影評人為了分析這部片，創造出「第四人稱單數」這樣的概念；有些學者，則認為阿克曼給出「邊區隔邊（性別）認同」的表現之道。雖然她較為大眾熟悉的，或許是改編普魯斯特的電影《愛的俘虜》，以及輕快喜劇《明天，我們要搬家》，然而《我、你、他、她》，或許是在同志運動風起雲湧的此時，更值親炙的大師之作。
《我、你、他、她》立下一個後人很難超越的典範：它用既「明白無誤」又「無可奉告」的雙重「輕鬆」姿態，揭開一段女同志的旅程。它或許沒有如《藍色是最溫暖的顏色》等，席捲大眾的勝利規模；但卻可以看做，從遙遠的過去，一再啟發眾多藝術工作者效法的一粒早發的種子。回顧過往，阿克曼在1974年（註1）正式進入電影史，實是非同小可的分水嶺事件。
相較於歐洲社會，幾乎歷經四、五十年，個別藝術家的孤軍奮鬥，涓滴細流直至與社會運動合流並進的同志運動史，台灣做為一個迅速與世界各地聲氣相通的所在（比如早年的《影響》雜誌，就已將阿克曼介紹到台灣），自解嚴到今天，社會視野開闊與接受同志權益的程度，似乎也反應在同志藝術在台灣實踐的可長可久。以今年為例，就有兩個特別具有指標性意義的事件：2004年首演的《踏青去Skin Touching》，在導演徐堰鈴的率領下，以經典重現之姿，在國家劇院歡慶十週年。伴隨這個慶祝活動，並出版有女同志文化觀察專書。此外，《拉拉手，在一起：女同志影像故事》的推出，同樣值得注目。有別於以往同志形象較被聚焦在名人的呈現方式，這本攝影文字書，大幅轉變為，更以女同志社群生命本身做為素材的結晶；另方面，當我們從時間的角度，閱讀這本書，我們尤其會感動於，一種絕非即時、絕非速食的同志時間╱影像已翩然降生於我們的社會。在攝影與被攝者之間、作品與讀者之間，能夠欲望與溝通的，不再只是同志的身影，而是雙方能以更具承諾動力、前瞻與回顧等意念交錯的長效時間。換言之，這裡的時間，既有歷史的張力，也有記憶的縱深。而這顯示的，既是同志表述日漸緻密與悠揚，同時也可看出，在同志與一般大眾之間，成熟對話的氣氛，已然普遍。對照於此刻，歐美文化界對阿克曼的悼念與追憶，我們大致可以這麼認為：同志藝術做為全民分享的共同文化基礎，已是不爭的事實。
身為波蘭猶太人移民至比利時的移民第二代，成年後的阿克曼，經常在美國與法國之間漂浪，她的創作也漫遊在劇情片、紀錄片與裝置藝術等多種形式中。我第一次在螢幕上看見她，是在一部介紹法國新浪潮的紀錄片中。對於阿克曼來說，拍電影是怎麼一回事呢？她提到純真的重要性。她認為，她之所以能拍出那些令人歎為觀止的東西，源於她沒有知識與經驗的包袱。因為愈不知道拍電影是怎麼回事，愈能享受創作自由。當她說到「現在我太知道拍電影是怎麼回事」，她哭了起來。
據說原創力驚人的莒哈斯，竟也曾震懾於阿克曼的創造密度。一度曾道，阿克曼會瘋掉。不過，在莒哈斯的語彙裡，發瘋與天才，都是有讚歎意味的近似詞。阿克曼確實為情感障礙症所苦，不過她如何把這，變成創作主題的作品，我並沒有看過。她的遺作《非家庭電影》，已被2015年的盧卡諾影展提名金豹獎。
高達、法斯賓德、阿克曼──有影評人以此標明阿克曼的決定性地位。比利時電影圖書館的典藏人員則說：「有些導演不錯、有些偉大、有些會被寫入電影史，但也有那極少數──改變了電影的歷史。」關於極少數與改變的歷史，我想這也就是，阿克曼與我們訂下的約會（註2）。●
註1：《我、你、他、她》完成於1974年，但上映年則為1976年。
註2：本文標題緣自《安娜的約會》，是她1978年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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