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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副刊】【洛杉磯傳真】 公民社會的基礎工程

2015/10/07 06:00

◎王丹

我在台灣教書,有機會大量接觸到來自中國大陸的交換生,他們有的僅僅是為了好奇,想看看台灣社會;也有一些有心的同學,想通過自己的觀察,認識台灣民主的發展,以期返回中國大陸後,能夠把一些有益的台灣經驗引入到中國的民主發展之中。經常有抱有這樣想法的同學問我,台灣的民主發展中,有哪些值得他們深入觀察的東西。我的回答都是:社區大學。

我推薦學生觀察台灣的社區大學發展,是基於這樣的理念:以我對台灣民主發展的認識,我認為公民社會的力量壯大,才是台灣民主的保障。而公民社會壯大的過程中,社區大學這項特殊的教育運動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1997年春天,台灣教改運動先驅黃武雄先生,發表了〈我們要辦什麼樣的社區大學?〉一文,開啟了台灣教育改革運動的一個新篇章。1998年春天,成立了「社區大學籌備委員會」,這一年的5月4日,在人本教育基金會舉辦了「社區大學五四起跑」公開說明會。

1998年9月28日,台灣第一所社區大學「文山社區大學」正式創立,明確主張「打開公共領域,發展民脈,進行社會內在反省,培養批判思考能力」。1999年,永和社區大學成立,黃武雄親自擔任校主任。當時他提出,社區大學的課程應分為三類,包括「以社團活動課程打開並發展人的公共領域」、「以生活藝能課程改造私領域的內涵」和「以學術課程做為重建世界觀的基礎,養成人思考問題的態度」。

根據楊弘任在〈以社區之名〉一文(見吳介民等主編:《秩序繽紛的年代――走向下一輪民主盛世》,台灣:左岸文化,2010版)中的介紹:「不少社大的組成幹部吸納了80、90年代以來各種社會運動,學生運動的積極行動者,來到社大以後,有的主張『勞工文化與勞動體制批判』,有的標舉『農村是一所學校』,有的回溯歷史『大廟興學』,有的積極推動『公民審議式民主』,在原住民生活區域則是帶有族群傳統知識與在地環境特色的各地原住民分校。」

或許,社區大學對於台灣民主進步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意義,在楊弘任下面這一句話中有更耐人尋味的體現,他指出:「社區大學運動逐步將『草根民主』與『本土認同』融為一體,讓『社區』一詞更有力道地鑲嵌在『社區運動』的新的語意脈絡中。」的確,今天的台灣社區大學已經不僅僅是教育機構,也成了公民社會力量的重要平台,成了台灣社會發展中逐漸形塑自我認同的主要推動場所。至此,社區大學的意義,已經超越了教育領域,而成為政治發展的動力之一。

我之所以積極推薦中國大陸的學生去觀察台灣的社區大學,是因為,過去我們說民主政治的制度,一般都是說國家機構的設置,最多是第四權對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的監督作用,但是我們忽略了,公民社會本身,也是一種民主制度;公民社會的很多具體內容,例如社區大學,也是民主制度的一部分。社區大學的努力,就是把民主更加草根化,推向基層,推向每一個普通人。這,才是民主的深層發展。上週,我到高雄演講,有聽眾問:台灣要如何抵禦中國的經濟先導的滲透?我回答說,只有靠台灣本土民主的深化。而社區大學這樣的公民自主組織方式,就是民主深化的重要面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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