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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書與人】凝視現實的街頭詩學 － 鴻鴻談《暴民之歌》
新作《暴民之歌》。
專訪◎楊宗翰
詩人鴻鴻。（鴻鴻╱提供）
詩人、譯者、劇場人、電影人、策展人……鴻鴻（1964-）長期以多重身分活躍於台灣文化圈，2012年出版的自傳性散文《阿瓜日記：80年代文青記事》便交代了這些藝術興趣的形塑過程，乃至圈內友朋的過往行止。但是訪談一開始，我還是故意半開玩笑地說：「最近比較常在媒體上看到尊容？」這裡講的當然不是文藝副刊，而是政治版新聞或抗議現場SNG連線。鴻鴻年紀恰好大我一輪，在我心裡卻像個活力十足的街頭頑童，戰略清晰、行動果決、炮火猛烈，連以「過氣兒童樂園」為名的個人BLOG都處處機鋒，讀來甚是過癮。這位自稱為「頭大身小的死硬派」作家淡然地回覆我：「我在書桌上坐不住，街頭或現場更適合寫作。」
除了暗自羨慕，我想到的還有另一個「現場」──兩人共有的兩年旅居菲律賓經驗。不同的是，我是被派去馬尼拉華校教書；他當年卻是以中學生身分，隨著經商的父親去讀書。彼時鴻鴻已經開始寫詩，並在當地華文報刊發表，這些少作（或說習作）最終並未收入個人詩集中，《阿瓜日記》也不曾提及這一段。我認為，在鴻鴻返台赴板橋高中就讀前的「馬尼拉時期」，一來為他的英語能力打下良好基礎，二來藉由施穎洲中譯的世界名詩選開拓了眼界。在馬尼拉的口語訓練及閱讀經驗，對日後作家鴻鴻能夠不斷「走出去」，料應具有一定作用。
倘若吳晟跟瘂弦一起討論鴻鴻
菲京生活與板中歲月都是少年鴻鴻的青春書寫，值得留存者畢竟有限。他第一次受到詩壇廣泛矚目與討論，實與瘂弦替其首部詩集《黑暗中的音樂》所撰序文〈詩是一種生活方式〉密切相關。瘂弦寫道：「我在鴻鴻的作品裡，聞到一種自由和快樂的氣息，這種氣息純潔而新鮮，是我在前代詩人作品中不曾感覺到的。」他還說，鴻鴻和其詩裡頻頻出現的朋友「再也不要迷信使命感」、「根據自己的感覺走向生活」。序文刊出後，據聞鴻鴻同輩詩友頗感不平，認為這是誤解或錯讀；鴻鴻自己倒是很坦率，他說自己敬重的瘂弦應該是「將自己的不自由，投射到我的身上了」。
鴻鴻不諱言自己彼時比較偏愛「創世紀」、「現代詩」諸君作品，還短暫擔任過《現代詩》復刊後的主編。我們很容易在他前兩部詩集《黑暗中的音樂》、《在旅行中回憶上一次旅行》裡，覓得台式現代／後現代主義的抒情軌跡。鴻鴻詩創作的風格丕變與凝視現實，肇因於1998年的以色列與巴勒斯坦行，他至此展開對弱勢民族的關注及書寫，並成為第三部詩集《與我無關的東西》一小部分內容。真正徹底擺脫遊戲性寫作，讓詩從「無用之用」轉為「有用之用」，則是收錄2002至2006年作品的第四部詩集《土製炸彈》。鴻鴻在此書〈後序〉聲稱，詩是一種對抗生活的方式，而且「因為甚至不會做白米炸彈，我只能試著用詩來製造武器，並希望它禁得起反覆使用」。吳晟便由此出發，以〈從一種生活方式到對抗生活的方式〉為題，替鴻鴻的第六本詩集《仁愛路犁田》寫序。我跟鴻鴻說，倘若讓吳晟與瘂弦兩人同台談你的詩，或者連你也登場來「鼎談」，該是多麼有意思的對話？鴻鴻策展的臺北詩歌節，每年活動皆精采多元，實可想辦法安排這三代詩人暢談詩與生活之間的拉扯／迎拒。
詩是最個人的文類
從2012年《仁愛路犁田》到2015年《暴民之歌》，鴻鴻以詩銘刻在生活上積極參與的抗議樂生療養院拆遷、反國光石化運動、苗栗大埔農地徵收事件以及流最多血的318學運等活動。或如他所言，《仁愛路犁田》主要在書寫社會及土地議題，《暴民之歌》則直接指向政治。我觀察到的卻是，鴻鴻從2006年《土製炸彈》連結社會現實後延續不墜的豐沛創作能量，以及《仁愛路犁田》裡那些寫給（當時的戀人、現在的妻子）楚蓁的小詩。寫給楚蓁的詩在新書《暴民之歌》裡幾乎不露蹤跡，我想是在為預計10月誕生的孩子留空間、做準備？新生命會給鴻鴻的創作帶來什麼變化，十分值得期待。
《暴民之歌》概略依政治、旅行、短詩、回應這四類畫分為四輯，其中第二輯名為「在旅行中開始下一次旅行」，顯然是刻意與第二部詩集《在旅行中回憶上一次旅行》相對而生。兩本詩集問世日期相隔二十年，封面色調一全白、一全黑，書寫實踐上一採取後現代遊戲觀、一探索新的寫實美學，兩者間的鮮明對比饒富趣味。另一個對比則是即時性與傳播力：詩人憤慨於媒體及立委將3月18日占領立法院的反黑箱服貿學生斥為「暴民」，次日遂於臉書發表新詩〈暴民之歌〉，詩中寫道：「我們越過圍牆占領這條街、這個廣場、這個堡壘／當別人把這裡當作提款機、當作傳聲筒、當作逃生梯／我們把這裡當作溫暖的搖籃，當作哺育稻米的農田，當作未來之歌的錄音間／我們歌唱，對，我們歌唱／我們用歌唱占領一個原該屬於我們的國家，原該保護我們的政府，原該支持我們生存的殿堂」。此詩一經貼出後，竟迅速被轉發超過八百次，二十年前的詩人或讀者恐怕難以想像。
傳播工具與速度固然有了巨大變化，可貴的是，鴻鴻還是認為：詩是最個人的文類，所以詩集一定要「自己動手做」。他迄今每一部詩集都是完全自編，連季刊《衛生紙+》也是由他一人主編，稿約便直言「本刊選稿無標準，端賴編者的個人品味。只有極為特殊、不同流俗、並難以見容於其他報刊的作品，才會考慮刊登」。除了由美術編輯處理的封面設計及內頁版型，個人詩集跟《衛生紙+》都處處沾滿了「鴻鴻指紋」。這次詩人連《暴民之歌》的封面與輯名頁文字都想「自己動手做」，竟然全數是用Windows內建的「小畫家」來完成。或許正是這種毫不講理、專斷獨行的編輯策略，讓季刊《衛生紙+》在鴻鴻完全主導下，成為他自己創作的延伸，更培育出許多勇於直面及處理現實的「衛生紙詩人」。
鴻鴻誕生於一個深藍背景的外省家庭，曾跟許多同世代朋友一樣「永遠站在對的那一邊」，有過遵奉大中至正、青天白日的成長經歷。但隨著他愈深入探索「現實」，愈發感受到虛妄；中東之旅見聞及閱讀Edward Said等人的著作，更讓他徹底認清身處弱勢與強權間，詩人應該做出什麼選擇。他不但將精力與資源投注在詩與劇本這兩項最為弱勢的文類，也毫不留情地以詩抨擊那些不問是非、只問顏色的愚忠藍軍（見《暴民之歌》所錄〈可悲的藍丁〉）。我以為鴻鴻同時用行動與書寫，示範並提倡何謂凝視現實的街頭詩學。就像他在〈詩人節放假〉中所述：「詩人們／假放得夠多了／起來幹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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