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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書與人】穿過長夜看見自己 － 東年談《美好時光》
《美好時光》。
專訪◎張耀仁
小說家東年。（張耀仁／攝影）
和小說家東年（1950-）約在台大醫院見面，乃因小說家必須就近照顧親人，對照最新出版的長篇小說《美好時光》（原名《長夜》），意外被橄欖球砸傷腦部而暫時失明的男主角，箇中探索醫病、病病乃至知病等關係，竟與眼前這一偌大的、冰涼的、空氣裡浮動著傍晚時分人潮行將退散的迷宮式醫療建築若合符節，不免使人感到小說忽而滲透至現實這邊來，抑或所謂「現實往往比小說荒謬，乃因它更不重視邏輯」。
看得見的與看不見的
「我已經在這裡待了一個多禮拜了。」小說家說，每每夜裡他總是在親人睡下後，兀自在不同的樓層間走動、四處觀察，更多的時刻是坐在二十四小時便利商店前的廣場，一字一句寫下最新的小說。「每年春夏我都開筆一萬字，等到冬季再加以續寫，連續三年分別完成了三本長篇小說。」這三本作品分別是講述19世紀功利思想如何興起於台灣的《愚人國》、都市漫遊考察的《城市微光》，以及人如何存活於現世的《美好時光》。他表示這三本書分別體現了台灣人文地理風情，包括宜蘭西北方山區平坦農地、道路曲折的永和區以及台北市，也檢視了病與病、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
小說家以為，小說進入近代之後，也走進了人文社會學科分工體系，逐漸喪失其做為思想家、觀察家的力道，尤其小說在台灣一直以來無論左右派，都是扮演著這樣的角色，訴諸「人如何生活」的概念，而他指出這是沒有別的學科足以論述的，奈何僵硬的形式概念往往犧牲了描述的文采，使得治台灣文學研究者往往空有史觀而無文學。也因此，他透過對於大腦與視覺的探索，指出人的局限在於演繹自己有限的知識，倘若明白大腦究竟如何運作，將更能理解彼此對話的可能。所以《美好時光》中的工程師王濟章，不慎被球打到眼睛而失明，而視覺又往往來自大腦的運作，「腦細胞雖然細小還是有明確的小空間整齊銜接成管狀，這些精緻的微小管子像叢林那樣蔓延，把神經元和大腦建構成個別細胞的機載計算機以及整體的量子計算機。」一談到腦部運作，小說家突然化身為醫學家，眼底閃爍著熠熠的光澤，他說經由腦的運算、視覺的投射產生了對世界的確認，進而轉化為個人腦海中的圖像。「可惜的是，人到了一定的年紀，漸漸失去了對視覺的感知，使得有眼睛也好像沒眼睛那樣。」
延伸而來的也就是《美好時光》意欲探索：雖目盲而心明；雖目視而心盲的對位觀，於是作品裡夫妻看不見彼此的美好，眼盲的王濟章卻能不斷感受到陪伴之人的溫暖。
傳統說書人的復歸
從這裡發展下去，小說家再次提出了觀察之必要。他指出台灣文壇、文學獎都沒有好好去體察世界，空有文字而無思想。他提到自十五歲以來閱讀黑格爾哲學，深受德國哲學影響，視自然不僅是自然本身，還融入思想於其中，由此發展出「絕對精神」必須通過自然、社會和思維體現而來，故面對大自然或外在世界，他往往是透過實地踏查去感知。
所以《美好時光》開場就經由男主角的「蝙蝠手杖」（具備回音設計的手杖），亦步亦趨行走於永和路與中興街一帶──中興街過去是永和知名的「韓國街」，再過去即竹林路，也就是昔日永和熱鬧的市中心――盲人尚且可以獨行於市街，更何況常人？這樣的日常踏查始終是小說家在三冊作品中，念茲在茲的核心命題：人如何可能理解世界？人如何可能洞穿自我的本質？人如何存活於群體之中？
閱讀小說家的作品，總可以感受到一種高密度的知識論，無論是大腦的神經運作、世代論的演變、資訊社會與新文盲的互動等，凡此都使讀者在閱讀他的小說的同時，獲得辯證的愉悅，也使人感到一種隸屬於傳統說書人的復歸――核心被暫時隱蔽於離散的敘述之下，閱讀的中心論變成了理解結構如何生成的過程――小說家的迷人之處不在奧麗森嚴的敘述，而是閒散的、富含知識體系的解謎，像發光的夜明珠，真正的樂趣不在珠之本身，而是摩挲，從這個角度而論，小說家的敘述也服膺著班雅明（Benjamin，1892-1940）所提及的「理念-星座」論，亦即哲學乃真理之表徵，而非智識之獲得，班氏將理念視為星座，欲求得理念必須從概念的群星之中去加以勾勒其形象，換言之，主體既是客體、客體亦是主體，由此形成著名的「土星的環帶」，亦即土星的構成乃是來自於游移的環帶。
這容或是小說家不斷關注於人的智識如何可能協助彼此的理解，如何可能認識自己的處境，他提到關於人的思想乃是以原始教義的科學觀和心理學所組成，可藉由動態和相對的概念與方法認識自己，而自己又可與外在世界進行合情合理的互動。
多元解讀台灣的可能
附錄於三本長篇小說的〈我在上個世紀的寫作〉，可視為小說家對於自己創作歷程的盤整，從1977年第一本小說集《落雨的小鎮》出版，2005年第十一本書《給福爾摩莎寫信》，迄今已有三十餘年的寫作經驗。小說家認為文學應具備思想、反映社會，亦即即使進入現代――許多人誤解現代即科學，但小說家以為現代乃是思想的方法――如何認清自我的存在，這是他撰寫《再會福爾摩莎》的本義，亦即解讀台灣不應是單一的，而是所有資料的總和。所以他再三重複：台灣史還有許多等待填充的罅隙。
他指出撰寫這三本小說正是以「每一百年當做敘述的基準」，意欲從中勾勒台灣的性格與人文風情，所對應的正是近年來過度詮釋的台灣現象，「那其實是一種論述霸凌。」不在乎被冠以統獨之分的小說家，奉勸偏執於人文社會科學的論者不應被科學蒙蔽了視野，而能經由開闊的胸襟去面向台灣，一如他在《愚人國》裡所寫，早於1662年荷蘭即已退出台南，但1857年進出安平港的台灣船卻仍懸掛著荷蘭國旗，突顯早期台灣意識猶未深植於人民之中。故現今喊得震天價響的「台灣意識」，其實是意識形態下的產物，「伴隨著1980年美麗島事件大審而來，在美國施壓的前提下，台灣意識受到了相當鼓舞。」這一說法顯然與陳映真的雙戰體制論不謀而合，亦即在國共內戰以及冷戰的驅使下，所謂台灣意識並非自主意識而是虛假意識，此一論點自80年代以來備受抨擊。
然而小說家並不志在挑起統獨論戰，他意欲表達的，或可從小說技藝自塞萬提斯以來，盡其可能展現的冒險性格，何以終究竟不斷限縮於娛樂的表述層次？這才是小說家盡其可能翻轉的動機，也是他書寫此三部曲的初衷。小說家提到，在完成此三本長篇小說之後，有論者將其置於城市詩學空間當中加以解讀，對此，小說家認為確實有必要將台灣置於詩學空間中看待，使其具備更為寬闊的視野，他期許自己「升起檣帆，航進海闊天空」，而我們也這麼由衷期待著，在來日，他能徹底尋回說書人的本質，讓我們在聆聽故事的同時，更享受於文字與思緒的瑰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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