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副刊】【王丹專欄】 關於公共與個人的思考

◎王丹

1我們如何統治自己？

艾倫．瑞安（Alan Ryan，1940-）曾長期在牛津大學教授政治哲學，現在是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他在《論政治》中論述了西方政治思想的主要著作。他說，所有政治哲學家都是要回答這一問題：人類怎樣才能最好地統治自己？這個問題確實發人深省，這是因為：當我們談論政治的時候，我們討論的矛頭基本上都是指向外界的：政府，政黨，制度，歷史，甚至他人，都可以成為我們對政治進行批評的原因。但是我們忘記了自己。

在我看來，瑞安提出的問題――人類怎樣才能最好地統治自己――實際上包含了幾個部分，而這幾個部分，都是跟周圍環境的政治清明息息相關的：我們是不是能控制住自己非理性的部分？我們願意不願意真心承認自己的錯誤？我們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周圍一切的變化的基礎上，還是建立在調整自己的基礎上？我們要怎樣面對責任問題？等等。想想這些問題，也許比憤世嫉俗，更能帶給你希望和內心的平靜。正如中國的文學評論家李劼在他的《中國八十年文學歷史備忘》中所說：「對專制的終極批判，不在於反抗，而在於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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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古典的自由和現代的自由

法國政治思想家邦雅曼．貢斯當（Benjamin Constant，1767-1830）最大的貢獻，就是對於自由問題的深入討論。在1819年的一場演講中，他闡述了古代人和現代人自由觀的差異。他指出，在現代，自由的主要意思是免於強迫和干涉的自由，人們希望免於任意的囚禁，希望能夠自由地表達他們的想法，自由地選擇他們的職業。總的來說，現代人的自由在本質上是圍繞著個人和自我的。但對於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來說，自由的含義更加積極，包括了自由地參與政府的決策，制定法律，宣戰和審判。對斯巴達人和雅典人來說，自由是分享主權權威的問題，它本質上是公共的，是超越自我而著眼於自己對於公共事務的參與的。

其實，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這樣的區別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得更清楚。今天，我們很多人會認為，他國的民主和自由狀況是他國的事情，與我無關，我們只要關心好自己的社會的自由就好了。對於古典式的自由理念來說，這是再狹隘不過的自由觀。如果說國際社會，整個人類，都是一個單一國家至上的公共空間的話，古典式的自由會要求每一個成員都要為公共事務做出貢獻。從公共性到自私的個人性，我們關於自由的認識，是進步了，還是倒退了？

3公共真實與私人真實

即使是在「真實」這樣的問題上，也是有公共和私人的區別的。同樣是對極權主義有深刻認識的學者，鄂蘭和哈維爾就有所不同。哈維爾強調的是在公共生活中揭露極權語言的虛偽。他認為，事實必須是公共的真實，如果不能在公共生活中拒絕極權謊言，那就意味著與它妥協，或者甚至與它合作。正是基於這樣的理念，他參與發起了著名的〈七七憲章〉運動。與哈維爾不同的是，鄂蘭更多的是堅持私人真實的抵抗價值。在她看來，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時代，即使我們無法在公共領域進行任何有意義的抵抗，我們還是可以在自己的內心點燃一盞明燈，至少讓自己不被時代的汙濁所浸染，至少讓自己能夠堅持真實地生活和思考。用真實可以進行公共抵抗，也可以進行私人抵抗，你會選擇哪一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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