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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吳晟／失栽培 － 上
圖◎王樂惟
◎吳晟 圖◎王樂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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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住家緊臨本村廟宇普玄宮，坦白說，我對廟會活動，無論是進香、初一十五「課兵」、神明生日等等，並不熱衷，但這裡是村民最大信仰中心，也是夜晚聚會場所，我偶爾也會來坐坐，和大家閒聊、博感情，多了解一些庄內事。
前幾年我從教職退休，並辭掉所有大學兼課，專職耕讀，有較多空閒，晚餐後，三不五時抱著小孫子、小孫女到廟宇開講。每晚的常客，大多是我這一輩，目前七十歲左右的村民，其中有二位是我國小同班同學。話題從田間農事到社會大事，很隨興。
最近電視新聞，常在播報年金改革議題，特別針對所謂18％，更多討論，當然也是我們的廟宇開講不可免的熱門題材。我在場，自然成為現成的「焦點人物」，總有人起頭：像吳老師尚好啦，每天閒閒就有月給可領，免煩惱生活。立即引起大家附和。
我知道本性認分敦厚的鄉親，是真正稱讚我，頂多只有欣羨，絕不隱含怨妒。而我總有些不好意思，笑了笑，誠意回應：是啦，確實好命，我從來不敢嫌。
我的同班同學許能傳趕緊接話，顯然有替我解圍的用意：誰叫我們讀無書，吳老師自國小就很會讀書，不只每學期保持我們全班第一名，也是全年級第一名，才能當老師。
無啦，是我較好命……我原本想說明，不是我特別聰明，而是我父親在公家吃頭路，有固定收入，家境稍稍寬裕，才有餘力重視子女課業。
另一位同班同學陳添益截斷我的話，接著作證：免謙虛啦，吳老師確實很聰明，我記得他不只課業成績第一名，作文比賽、演講比賽，也都是全校第一名。
我大妹的同學，小我數歲的阿強，突然插話：是沒錯啦，不過，當年也有不少同學很會讀書，卻因家境困苦而失學。只能說各人的命啦！
多位村民忽然笑出來，指著他笑鬧：你就直接說，是你失栽培啦！
阿強提高聲量說：不是我臭彈，我哪毋是父母無能力讓我升學，留我做田，我也拿得起小支筆，不必一世人拿鋤頭這支大筆。
同班同學許能傳忍不住滔滔議論：確實啦，我們這一輩農家子弟，不要說升初中，要讀到國小畢業都很困難，我和吳老師這一屆，本村算一算大約有十位入學，從一年級開始就有人脫隊，就像長途馬拉松賽跑，報名參加起跑人數眾多，但是不斷有人因故脫隊離去而棄權。到了六年級，只剩吳老師、添益和我，添益撐到上學期中途也自動退學，我呢？哈哈，我的畢業證書其實是「假寶的」，因為我是讀初一十五，經常請假，但未輟學，才保留學籍混到畢業典禮。
能傳補充說：還有幾位根本未入學報到，不算在內。
半途從學校脫隊的原因很多，大家爭相敘述自身委屈，或為某些熟識的同學惋惜，各有辛酸故事。有少數是真正「讀無書」，又常挨打受處罰，看到書就「怨蹉」，乾脆「看破」不去上學；大多是家裡「欠腳手」而停學，幫忙農事、家事。
綜合起來，主要是5、60年代多數農家子女眾多，為求一家人溫飽，顧三頓已很困難，哪有多餘心思顧及子女學業，早早就留在家中幫忙，男生要下田，女生要煮飯、帶弟妹、飼養家禽家畜等等，甚至農事、家事要兼顧。
半路脫隊的女生，比男生多得多。本鄉有位中文系研究生莊淑敬，碩士論文研究我的作品，特地去我就讀的國小查閱資料，影印一份「彰化縣立成功國小第十二屆畢業生登記簿」送給我。名冊綜計五十九位，女生只有十六位，將近四比一。
我印象最深的一個景象，四、五年級時，班上有幾位女生背著弟弟、妹妹來上學，一哭鬧就趕緊抱出去哄騙，根本無法上課，斷斷續續來過幾天，沒多久，這幾位女生消失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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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一輩失學的男生，大部分留在農村做田，到現在還是農村耕作的「主力」；少部分出外學「功夫」當學徒，出師之後，比較順遂的，自己開設店面，創立小公司、小型工廠，師傅兼頭家，即現今通稱的中小企業，快速興起，拚勁十足，是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非常生猛的動力、基礎。
失學的女生反過來，只有少部分留在家裡，大部分十多歲就去工業區工廠當女工（作業員），或是去台北等都會公務人員、富裕商人家庭當「下女」（幫傭），類似現在的「外傭」，是瓊瑤式小說改編的鴛鴦蝴蝶「文藝影片」中，男女主角少爺小姐家裡的阿珠、阿美、阿花、阿蘭……這些名字被台北流行文學、大眾媒體形塑成低下、卑俗的代名詞，嚇得1970、80年代以後出生的台灣子弟的家長，不敢再以這些「鄉土味」、「菜市仔名」為女兒命名，盛行珮臻、雅雯、筱涵等等文藝十足的名字。
為什麼當年多數農家、生產糧食的種田人，為求一家人溫飽、顧三頓就很困難？不只是子女眾多、食指浩繁，最大原因是政府稅收主要來源，轉嫁廣大農民，必須負擔田賦、水租等等苛捐重稅，還有什麼教育捐、愛國捐，連牛車也要牌照稅……民間統稱「萬萬稅」。
田賦、餘糧，強制繳交實穀，購買化學肥料也是以稻穀交換，因為要供應「六十萬大軍」的伙食，以及軍公教人員家屬每個月的「食物配給」。我1970年返鄉教書，還按月領取配給米。不久才改為「食物代金」。
我既是教師，也是農民，因此按月領取過白米，也曾親身經歷繳交稻穀的艱辛。
每年兩期稻作收成之後，每戶農家的稻穀，在曬穀場上曬到濕度恰好合乎規定（約十一度），一袋一袋裝好，一車一車載運去農會排隊、檢驗、繳交，我在1982年出版的散文集《農婦》，有些描述，回想起來，不只負擔沉重，繳交過程也備嘗辛酸。
這項「繳交稻穀」農業政策，延續到「工商起飛」已久，1980年代後期，才逐漸改變、取消。
幸而台灣島嶼得天獨厚、物產豐饒，農民在苛捐重稅納糧壓榨下，還不至於「舉世無閒田，農民猶餓死」，因為有蕃薯足以溫飽而保命。第二期稻作秋收之後，幾乎家家戶戶趕著間做番薯，「番薯毋驚落土爛，只求枝葉代代湠」，生命力強韌、繁衍力旺盛、收成量很大，但不能堆放太久，如果儲藏地方潮濕，大約一個月左右就會發芽，因而大多剉成番薯簽，曬乾，可以保存好幾個月。
我的父執輩、兄姊輩和我們這一輩，很多人常說吃番薯吃到怕，確實不誇張，因為多數農家從小到大的主食，是少量米飯、大量番薯的番薯飯、番薯簽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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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台灣農村子弟普遍沒有能力就學而失栽培，戰後隨國民政府來台的人員、眷村子弟，則有另一番苦楚。
有位眷村出身的女作家，有句名言，大意是說：我們沒有田產、沒有家業，只好讀書。「讀書」是「不得不」的選擇。
我高中階段在台北樹林中學就讀，我的同學很多來自板橋、永和、松山等眷村，好像是婦聯一村、婦聯二村居多，我有幾位要好的同班同學，眷村子弟，我曾多次去他們家作客，同學母親簡樸但親切周到的招待，印象至深。他們的居家、生活來源，完全倚靠政府，政府等同國民黨，自然形成對國民黨黨國體制不可分割的緊密關係，我在年少時期，已經有些理解。
樹林中學成績平平，眷村子弟男同學，只有少數升大學，大多數早就預定去讀陸軍、海軍等軍官學校，似乎是唯一出路。女同學也有幾位去報考政工幹校。
戰後從中國大陸隨國民政府來台人員，政府有責任安頓大家的生活，除了少數經商，大部分是軍人，非商非軍，則安插到各行政部門及學校任教職，從主管到工友，即通稱公教人員，軍眷興建眷村，公教人員也都配給公家宿舍。
軍公教人員最大的好處是俗稱「鐵飯碗」，衣食無虞、生活安穩有保障，子女就學有充足補助，在普遍匱乏的年代，可以「清心」過日免操煩，對於廣大農、漁村家庭，心嚮往之，家裡有「會讀書」、成績優異的子弟，莫不以成為「公教」為目標，因而免繳學費、畢業即分發的師範體系（師範→師專→師院，及師大），校門很窄、錄取率很低，成績佼佼者才考得上；或者大專畢業、「寒窗」苦讀、補習，專心準備普考、特考，成為基層公務人員。
從1950年到1970年，軍公教固然安定，但薪資普遍偏低，生活十分清苦，當時有一句流行話形容公教人員：「吃不飽、餓不死、沒出息」、「黑板下吃粉筆灰，沒有人要站」。瓊瑤小說《窗外》，女主角父母堅決反對這段師生情，說穿了，「年齡不是問題」，而是，男主角是「窮教員」。
商人家庭看不上眼軍公教，我初中就讀彰化中學，是彰化縣「最好」的中學，我們全鄉國小畢業生，每一屆至多只有一、二位考得上，我的同學大部分來自市區小學，幾乎全班理所當然升高中準備讀大學，只有少數幾位偏鄉的同學才去報考師範。
1970年我回鄉教書，月薪二千元左右。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為了「爭取」多一、二節「代課鐘點」，同事間經常相互計較、爭執。溪州街上有一家冰果室老闆，「重金」禮聘我擔任家教，每週二個晚上去他們家，教導他讀國中的大兒子，大兒子畢業考取台北建中，再「續聘」教他小兒子。他曾直率告訴我，只要夏天做一個月，收入就抵得過我一年教書薪資所得。難怪他的子女雖然成績很好，卻都經商，事業有成。
坦白說，溪州主要幾條街道上的商家，誰稀罕什麼軍公教？據說台北計程車司機，收入都遠遠超過軍公教人員「正常」薪水。
從1960年到70年，台灣經濟加速起飛，工商蓬勃發展搶搶滾，只要肯拚、敢拚，賺錢機會多的是，物價指數節節攀升，軍公教薪資雖然每年3％、5％不斷調漲，還是跟不上。
那個年代的銀行一年期定存（儲）款利率至少10％以上，直到1982年才逐年調降，低於10％，正是在低薪、高利率的時空背景下，為了照顧、安撫軍公教，才有目前沸沸揚揚爭議多時的所謂18％退休金制度。回頭來看，當時並沒「優惠」多少。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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