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祖麗/耕莘歲月長


2016-06-29

◎夏祖麗

1960年代的台北是個簡約的城市,文化活動不多,那時沒有華山藝文特區,沒有松菸文創,沒有廿四小時不打烊的誠品書店,更沒有辦大型藝文表演的國父紀念館、中正紀念堂。當時辦活動多集中在城中的中山堂、城東的國際學舍。

1963年,位於城南的耕莘文教院落成,常舉辦各類藝文活動,台北市民從此多了一個文化去處。

耕莘全盛時期有二十幾位神父,一半以上是外籍,這些神父不論是在文學、神學、哲學或語言文化上,個個學有專精,分別在台大、師大及輔仁等校任教。現在回想,他們扎實的學術背景,給當時的校園及學術文化圈,帶來一股清新氣息。令人感動的是,神父們多年來把每月教書薪水回饋耕莘,培育下一代。當年這批耶穌會修道人在台灣超過半個世紀,如今垂垂老矣,他們對這塊土地的奉獻被稱為「正港台灣人」,一點也不為過。

當時我家住城南,遇到耕莘主辦我們有興趣的藝文活動,我和母親早早就吃過晚飯趕過去。活動結束我們信步返家,邊走邊分享剛才的所見所聞。走累了,餓了,在南昌街夜市吃盤炒米粉配上撒了香菜末的牛肉清湯,感覺這個夜晚過得很充實,有個耕莘文教院真好!那是那個時代的小確幸。

記得有次耕莘舉辦新詩發表會,我和母親坐在台下聆聽詩人們朗誦作品。我注意到右前方走道邊坐著一位優雅女士,後來她走過來跟母親打招呼,母親給我介紹,原來是台大中文系的林文月老師,那是我第一次見到文月,此後多年,我們交往亦師亦友。

人生多變,在耕莘初識那晚,我們三人誰也沒料到,卅五年後我在母親重病中完成她的傳記《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由天下文化出版,為書寫序的,就是與我們母女相交多年的林文月教授。

開啟國際視野

1967年的暑假,我念大二,報名參加了第二屆耕莘青年寫作會,從此從耕莘的台下觀眾變成實際參與者。

寫作會師資陣容堅強,余光中、王文興、張秀亞、白先勇、林海音、謝冰瑩、琦君、王藍、顏元叔等,都是當年重要的作家及學者。老師們受到寫作會創辦人張志宏神父(Rov. George Donahoe)誠懇無私的感召,傾囊而授,學員受益匪淺。張神父是美國人,卻徹底實踐中國傳統尊師重道的精神,每位老師下課,他都親自送到門口。相對地老師們也非常尊重他,喜歡他。

一個多月的課程扎實豐富,由於時間久遠已不記得上課內容,印象最深的是剛從美國學成回國的顏元叔老師,一連幾天講解希臘悲劇神話《伊底帕斯》(Oedipus)英文劇本。那戲劇性的對白,一字字從他低沉有磁性的嗓子吐出,抑揚頓挫,頗為生動。我聽著聽著,眼睛飄向教室外長廊遠處的樹蔭,樹梢傳來陣陣夏日蟬聲,心中莫名感動,年輕的我初次體驗到文學的力道!

當時由伊莉莎白.泰勒、李察.波頓主演,根據同名舞台劇改編的電影《靈慾春宵》(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 ?)正在上演,這部只有四個演員,一個室內場景的黑白片,揭示美國上流社會知識分子的虛偽和醜行,探討道德的標準和界限,引起社會熱烈討論,得到五項奧斯卡金像獎,也為伊莉莎白.泰勒贏得第二座最佳女主角獎。

當時台灣的國際文學資訊沒有那麼發達,但母親注意到這件事,找人把這齣當紅的舞台劇譯成中文〈誰怕吳爾芙〉,在她創辦的《純文學月刊》上(民國56年6月號),以100頁一次刊完,讓讀者一氣呵成讀完全劇。

剛從美國回來的王文興老師找來〈誰〉劇的英文劇本,在寫作班上教授。劇本讀起來辛苦,劇中人物神經敏感,喜怒無常,加上喋喋不休,排山倒海而來的英文對白,把讀者壓得透不過氣來。王文興為了激勵大家閱讀的興趣,他在課堂上一行行大聲地念,一段段耐心地分析,幾堂課教下來,給我們這批來自各公私立大專院校不同科系的學生,開啟了一扇西方文學的視窗。

這也使我深深體會到,好老師不將就學生的程度,好老師提升學生的水準,縱使要費更多心力。

現在回想當年寫作會安排的課程及內容,不輸當時大學文學系所,甚至更活潑多元。寫作會的同學何其有幸,在那個年代能與國際文壇接軌,同步閱讀世界名著。

次年暑假,神父透過協助他甚多的祕書朱廣平轉達,鼓勵我再參加一屆,並希望我擔任班長。神父關心每一個學員,叫得出每個人的名字,但對我更多一份期望,我欣然接受。現在回想,當時年輕沒經驗,恐怕令神父失望,未能分擔他的重擔。如果沒記錯,當時副班長是郭芳贄,後來曾協助陸達誠神父轉型寫作班為寫作會。

記得有一次和張神父聊天,他提到,西方國家有些著名作家去世後,家屬常把遺留文物捐贈出來,回饋社會。這種事現在聽來沒什麼稀奇,但在半個世紀前保守的東方社會,是個新觀念。那時代沒有「保存文化資產」的概念,更沒聽說過「文化財」、「公共財」這類名詞。但神父的一番話,深深印在我的腦海裡。

2001、2002年母親、父親相繼在台北去世,母親林海音是作家、資深編輯,也是成功的出版家。父親何凡(夏承楹)在《聯合報》寫了三十年「玻璃墊上」專欄,也是成功的報人,辦《國語日報》四十年。他們身後留下龐大的文物,我們花了兩年的時間,整理出近三千件,捐贈國立台灣文學館,這批捐贈被視為1949年以來,台灣非常珍貴的文化資產。我在捐贈典禮上致詞說:「這批文物不屬於我們及我們的子女後代,它是整個社會的公共財。」

2009年夏天,台文館在籌備兩年後,以七個房間設計展出我們捐贈的文物,展出時間將近一年,非常成功。後來部分又移借紀州庵展出。

我想張神父如在世,會笑得像個天真孩子般地對我說:「Julie, well done!」

前幾年在洛杉磯和寫作會同學于德蘭相聚,她的母親張秀亞和我母親是相知甚深的文友。德蘭提及,近年她陸續捐贈了張秀亞的文物給海峽兩岸的文學館。

緬懷張志宏神父

張志宏神父於1964年從菲律賓調來台灣,兩年後在耕莘文教院創設青年寫作班及青年山地服務團。那年他四十五歲,正值壯年,但看起來卻比實際年齡老。嚴重眼疾造成視力衰退,動作也顯得遲緩。加上體質過敏,經常感冒。冬天到了,他的口袋裡永遠有條大白手帕,不時拿出來擦著紅腫不通的鼻子。

他戲稱自己「半瞎半聾」,常說:「我看不清你們的臉,卻看清你們的靈魂。」他的辦公室門庭若市,永遠有學生找他。擔任過他祕書的喻麗清形容得最貼切:「他有一杯水,必先問遍身邊所有的人,真的沒有人口渴,他才肯喝。他有一塊餅,必先知道旁人不想吃了,他才肯吃。」

神父白天的工作做不完,只好挪到晚上做。有幾次我在圖書館待到很晚,離去時經過二樓辦公室,其他神父都熄燈離開了,只有他還在一盞燈下工作,因為弱視,鼻尖都快觸碰到鍵盤了。叮叮咚咚的敲打鍵盤聲,在無人的長廊迴旋,特別寂寞。

他的桌上有堆積如山的文件書籍,找樣東西都得折騰一番,他東摸西抓,一張臉幾乎都趴在桌上也找不到。每次他都像個做錯事的小孩,紅著臉說:「有一天我要把桌子好好整理!」但他忙別人的事都忙不完,哪有時間整理呢!

張神父富正義感,他認為應該做的事,即使再大的困難也要完成。他的堅持有時難免會得罪人,耕莘的神父們欣賞他天真的本性,稱他是「耕莘的小孩」。

有一年他因眼疾回美國開刀,耶誕節他來信說,手術不成功,醫生說他將來可能會失明。更令他失望的是,在美國的募款不理想,他原希望多募點錢幫助台灣山上的孩子及寫作青年。看著他一行行愈寫愈歪的英文字,很難過。過幾天,我收到姊姊祖美自美國的來信說,她和龔明璐(寫作會第一屆會員)送張神父去密西根機場,看著他獨自離去的蹣跚背影,不禁流下眼淚。

殊不知,那次張神父回台灣,就再也回不去美國了。

1971年寒假,張神父帶領一百多位學生健行橫貫公路,不幸被一輛貨車撞落立霧溪畔山谷,結束短短四十九年生命。

2月中旬一個晴朗的早晨,我們大家把神父送上彰化靜山,永息。

朱秉欣神父以「活得苦,死得慘」形容張神父的一生。的確,他一生在精神上及肉體上吃足了苦頭。1946年到中國大陸傳教,因反共立場,被驅逐出境,後來到菲律賓宿霧教書十年。1964年來到台灣,首創青年寫作班及青年山地服務團,成績卓然。沒想到在台僅短短六年就撒手人寰,留下許多未竟的理想。

多年來,寫作會在學有專精的陸達誠神父領導下,學弟學妹們積極熱心參與,培養出一代代寫作人,薪火相傳,如今已堂堂邁入第五十年,張神父地下有知,當感安慰。

近年我們從居住多年的墨爾本遷居舊金山,想到張神父是1921年在舊金山出生的,我對這座美麗城市,感到分外親切。

站在神父的家鄉海邊,迎著海風,遙望太平洋彼岸他長眠的彰化靜山。

當年十八歲的美國少年George Donahoe,在關上舊金山的家門,踏入耶穌會修道院的那一刻,是怎樣刻骨銘心地許下誓言!他那份無私的大愛,廣照在他接觸過的每個人身上,直到永遠、永遠。●

▓本文亦刊載於7月出刊的《文訊》雜誌。

  • 創辦人張志宏神父的背影及他永遠理不清的書桌。
(朱廣平╱提供)

    創辦人張志宏神父的背影及他永遠理不清的書桌。 (朱廣平╱提供)

  • 1980年代初期三毛(中)數度至耕莘演講,場場爆滿,這是會後與凌晨(右一)、陸達誠合影。(耕莘/提供)

    1980年代初期三毛(中)數度至耕莘演講,場場爆滿,這是會後與凌晨(右一)、陸達誠合影。(耕莘/提供)

  • 1966年第一屆耕莘暑期寫作班上課照片,左側上課講師為張秀亞女士。(耕莘╱提供)

    1966年第一屆耕莘暑期寫作班上課照片,左側上課講師為張秀亞女士。(耕莘╱提供)

  • 1968年第三屆暑期寫作班合影,第一排採跪姿右二為夏祖麗,二排左二為創辦人張志宏神父。(耕莘╱提供)

    1968年第三屆暑期寫作班合影,第一排採跪姿右二為夏祖麗,二排左二為創辦人張志宏神父。(耕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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