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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檢察官的定位？ 法官、檢察官空中交鋒
同為司改國是會議第3組委員的高等法院法官林孟皇（右）、台北地檢署檢察官林達（中），今早針對「檢察官的法律定位」、「檢察體系的組織檢討」議題，一同接受電台專訪。（記者錢利忠攝）
〔記者錢利忠／台北報導〕同為司改國是會議第3組委員的高等法院法官林孟皇、台北地檢署檢察官林達，今早針對「檢察官的法律定位」、「檢察體系的組織檢討」議題，一同接受台北流行廣播電台節目專訪，上演法官對決檢察官交鋒戲碼；對於檢察署名稱應去除法院名稱，兩人一致贊成；但針對檢察官強制處分權的限制，兩人各有見解。
關於檢察署名稱去法院化的部分，林孟皇、林達均表認同；林孟皇認為，檢察署冠上法院的名稱，會導致民眾分不清法官及檢察官扮演的角色，就他開庭的經驗來看，民眾會分不清楚自己是到法院或檢察署開庭。
林達表示，認同檢察署名稱去法院化，檢察官也有自我認同，也不想被人家認為是法官，以台北地院及台北地檢署為例，地址、大門皆相同，民眾出庭時確實會混淆，檢察署名稱去掉法院仍不夠，分址辦公才是徹底解決之道。
至於外界質疑檢察署若非行政機關，為何檢察官仍可領取模範公務員、十大傑出青年等行政官獎項？林達表示，檢察官是以服膺法律為宗旨，不具有行政機關服膺政策的目的，他認為若要激勵檢察文化士氣，檢察官應該自辦獎項。
關於檢察官強制處分權限的問題，林孟皇表示，站在人權保障的角度來看，檢察官應權責相符，檢察官擁有很多職權，卻沒有審查監督機制，變成在迫害人權，此應導正；以核准監聽票為例，比較檢察官核發的時代，到改為法院核發，核准的案件數下降兩成，此案例顯示出人性，若有人監督制衡，你就會更慎重。
林達認為，實務上關於監聽的發動，不論在檢察官或法官核准的時代，約有百分之九十五是由警察提出聲請，過去警察聲請數量若太浮濫，檢察官也會審查駁回，現今有了法院監督，確實已限縮檢察官的強制處分權，這是制度的演進，若制度已完善，相信不會再輕易發生檢察官濫權的情況或印象。
林孟皇表示，有權力就該被監督制衡，外界擔心檢察官若變行政官，沒強制處分權就不好辦案，但對照韓國、日本，檢察官要拘提時，同樣須經法院的同意，對照國內檢察官目前擁有的拘提、限制出境等強制處分權，仍須再檢討。
林達則認為，若以美國為例，拘票雖是警察直接向法院聲請，但在美國的制度下，大部分的警察是以更廣泛的緊急逮捕權作處理，大約有百分之八十的案件，警察是直接用現行犯或緊急情況逮捕，這部分更沒被制衡，若要比照他國，應從整體社會文化脈絡來思考，反觀台灣，還能由檢察官與警察分權制衡。
林孟皇以魏揚案為例，當時魏揚遭檢方聲押，後來被法院駁回，當時被認為是主嫌的魏揚，能獲法院無保請回，但其他非主嫌者，反而被檢察官具保或限制出境等強制處分，為何檢察官可以直接對人民進行強制處分，是該被檢討之處。
林達認為，就魏揚案來說，檢方向法院聲押被駁回，代表國家公權力有達到分立制衡，同意人民受公權力干涉時，應給予救濟權，但在現今制度下，可以考慮以事後救濟制度來做，是否要徹底變革為事前審查制度，仍須討論。
林達舉美國實務經驗為例表示，美國警察權力獨大，可能出現到法院「騙票」的現象，這代表撲滅犯罪的公權力，不會因剝奪檢察官的權力而消滅，反而會挪移游動，可能挪移到警察；關於歐陸體系，檢察官及警察是分權制衡，人民受到限制處分時，憲法應給予救濟的保障，至於該事前或事後救濟，則可以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