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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星期專訪》馬習會不被信任 王金平︰國會聽證調查應速法制化
立法院長王金平。（記者劉信德攝）
記者鄒景雯／專訪
馬習會結束，立法院長王金平受訪指出，無論哪一黨執政，最高民意機關在兩岸政策上，一定要有參與決策的角色，否則這座橋上永遠都有不被人民信任的陰影。他主張立法院未來應設立兩岸小組，聽證調查法制化，藉聽證會的舉行調閱資料及強制證言，來強化國會的監督功能。
離開了一中各表 必然招致批評
問：馬總統說馬習會是要為兩岸領導人見面常態化搭橋，您覺得這座橋穩固嗎？
王：穩不穩固，每個人的看法不同，我說往好處去想，不要只想壞的，意思是好的地方就善自運用，所謂見面三分情，有了開始，未來就隨時可以用上，如果沒有這座橋，當政黨輪替換人執政時，要新搭橋，是不是搭得上，誰也難以預料，說不定搭得更好，說不定完全搭不上。
現在多數不滿在於，人民缺乏信任，希望決策更透明，要求有更多意見表達和參與的空間。所以我認為，要讓這座橋更穩固的唯一方法就是，灌注更多民意，讓代表民意的國會在事前事後都能充分參與。未來無論哪一黨執政，最高民意機關在兩岸政策上，一定要有參與決策角色，否則這座橋上永遠都有不被人民信任的陰影。
問：您認不認為如果國會有所參與，也不致發生九二共識解釋為一個中國原則，造成台灣內部的對立？
王：在國內，一般來說，如果完整地講「九二共識、一中各表」這八個字，大家不會太刁難，離開了這八個字，總是有人有話講！解讀不同，必然就會批評攻擊，一定是這樣的。
問：國會參與如何配套？
王：國會參與決策，不僅是人，還有制度。過去我曾提議設立的「兩岸事務小組」，就是制度的一部分，另外，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等相關立法工作，明年二月新國會產生後，也有必要順應時勢需要儘快完成。兩岸事務有其特殊性，社會意見一直很分歧，如果能建立參與和監督的法制平台，可以確立行政與立法部門的角色，人民也可以據此問責。
當然不是說法制化後，就可以立刻解決人民不信任的問題，還要看執政者的心態，像最近美國總統歐巴馬處理和古巴恢復邦交的過程，不僅在剛開始時瞞著國務卿，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更是從頭到尾都沒有被告知。
所以，制度設計還是要靠人來遵守實踐。但若沒有制度，則根本沒有監督行政權的能力。有制度，民意就有參與的著力點，像先前引發巨大爭議的ＥＣＦＡ、服貿協議，如果立法院有兩岸事務小組，則行政院、陸委會定期進行報告，適度向社會揭露進度，也及時就爭議點與人民溝通，讓政府知道民意之所趨，也讓人民知道政府在做些什麼。
去年的太陽花事件背後成因很多，但政府和人民溝通不夠是最重要的關鍵。重大爭議的政策要推動時，抗議或許不可避免，像韓國開放美牛時，也是激烈抗爭，安倍政府最近推動新安保法，也有不少抗議。行政部門本來就該把說服民意放在政策評估和處理優先順序中，而國會對國家重要事項有參與決策制度，就可以及時反映民意，化解歧見。若民怨一直積累、沒有出口，最後造成的損害是整個社會都要承擔，大家都是輸家。
改革國會 健全委員會為首務
問：馬習會之後，國會監督的議題受到高度重視，如何才能強化國會的監督功能？
王：最近朝野領袖都提出國會改革的主張，其實，我們從兩岸事務上看到，現行的監督制度設計已不符社會需要，國會的功能必須從民意的角度重新檢討。我認為，人民期待的國會改革，是希望民主優質化，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充分發揮監督功能，促使政策品質與效能提升，給人民好生活。
外界把國會改革放在朝野協商和議事效率，這些都是後端事項，我認為，改革首先要從健全委員會功能做起，主要是要完備國會的監督權力；其次要建立聽證調查權，針對重大爭議，納入社會各界的聲音，公開辯論。
現行黨團協商的法制化，是前院長劉松藩在一九九九年推動建立的，中間不斷修正，但原始精神從來就沒有把重心放在院會，而是要由各委員會充分討論政策的立法，以及預算案的審查，形成決議後，再送院會表決，因此院長的角色也沒那麼凸顯。
但很不幸的是，藍綠惡鬥情況愈演愈烈，國會變成政黨角力場，法案進入委員會起，分屬朝野的不同召委，像平行線一樣，各自執行黨的意志，個別委員很難有政策論辯空間，委員會的結論動不動就是送朝野協商，協商僵持不下、動用表決時，又演變成干擾議事的抗爭。
很多人質疑朝野協商綁架委員會功能，但正本清源來看，是政黨之爭犧牲了專業。如果各委員在委員會裡堅持專業審查進行政策辯論，讓多數議案在委員會裡都能透過政策辯論而形成結論，送交院會，就不必在院會階段還需要朝野協商了。多數法案在委員會形成共識，送院會協商的案子減少，議事自然就提高透明度和效率。
修憲後，立法院是唯一的國會，但實際上，我們對行政權的制衡力量不足。在重大法案審議過程中，無法要求行政部門提出充分資訊，當黨意凌駕民意時，這失衡情況又更為嚴重。對於這個問題，司法院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已經給了答案：
「立法院為有效行使憲法所賦予之立法職權，本其固有之權能自得享有一定之調查權，主動獲取行使職權所需之相關資訊，俾能充分思辯，審慎決定，以善盡民意機關之職責，發揮權力分立與制衡之機能。」
聽證調查權和目前質詢制度有很大差別，質詢內容不能做為討論事項，而且官員答詢時可以迴避重大爭議，消極不提供決策資訊。但有了聽證調查權，便能藉由聽證會的舉行調閱資料及強制證言，有效使行政、立法兩院聚焦政策對話，回歸專業審查。
聽證調查法制化 避免行政權獨大
問：聽證調查權能改變哪些現況？
王：舉最簡單的例子，服貿談判過程中，民眾不信任行政部門的方案，朝野政黨意見南轅北轍，如果立法院有完整的聽證調查權，便能適時發動，強制相關部門提出具體詳盡的評估資料，經過各黨委員充分辯論，以及公民參與，形成多數共識。重要的是，這個共識形成過程是透明的，人民可以直接參與，不必擔心被多數黨強行通過，或者利益團體透過少數委員在朝野協商中左右政策方向。
又如油電雙漲、證所稅，在政策形成過程中累積的民怨，沒有適當疏解，若有聽證調查權，委員會適時發動，可強制要求行政部門提出資料，和公民對話，形成多數共識，比目前透過朝野協商，委員執行黨意投票，要更有說服力。如果行政部門一意孤行，甚至走回頭路，造成公益損害，則最終自然必須接受相關機關及人民的課責，這也是貫徹責任政治，避免行政權獨大。
這幾年，兩岸政策一直無法獲得多數民意支持，各種疑慮造成的內耗很嚴重，如果立法院有兩岸事務小組，再加上聽證調查權，不僅讓民意有機會參與決策，也有化解歧見的機制。我們的民主一定要有形成共識的能力，不能讓民主成了政黨惡鬥的藉口，讓國會成為橡皮圖章，這絕非人民會同意的。
問：既然如此，這麼多年來為什麼不做？
王：我在司法院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出來後，即多次呼籲國會調查聽證法制的重要性，這在先進民主國家，不管是內閣制、總統制或雙首長制的英美德法日皆然。但是，十多年來民進黨、國民黨輪流執政，在執政便宜心態下，兩黨都一樣，對於國會想要落實聽證調查的法案多消極抵制，甚至也不出席我所召集的協商，以致功虧一簣。難得現在各界對於國會改革有其共識，未來的新國會，我們應該要多多聆聽各黨派、立委還有公民團體的意見，儘快落實法制化工作。相信透過委員會的專業審查和聽證調查的公民參與，會讓政策更透明。
三一八啟示 全民國會不必再爬牆
問：您的臉書開ㄓㄢˋ了，標舉「全民國會」，為什麼？
王：去年三一八學運以來，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如何「打開國會」？「傾聽，是為了民主」。打開國會，讓人民在需要時，走進自己的殿堂，不必再爬牆。打開國會，讓人民參與國會，一目了然，「全民國會」就不必擔心政黨協商或黨紀凌駕在人民權益之上。
我見證國會從萬年國會進入政黨政治，剛開始小黨用肢體抗爭凸顯主張，後來劉前院長建立協商制度，朝野開始對話。但任何制度都須與時俱進，特別是國會，代表全國民意；社會變遷快速，國會也得自我精進，跟緊民意，積極回應多數人的期待，廣邀公民參與國會。
剛談到改革要從委員會開始，因為委員會是辯論政策的主要場所，需要有高度專業性，若再結合聽證調查法制化，則各種不同聲音的民意，可透過聽證來參與政策形成，這樣才能落實全民國會。
問：所以這是您明年二月進入新國會後的主要推動工作？
王：是，強化委員會功能，完備聽證調查權，就能促進行政效能，增進公民參與，落實全民國會，時機已經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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