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尾知佐子／日本九州大學教授

今年四月卅日，日中外長在北京舉行會談，作為國際新聞，外長會談並不算稀罕事，但是對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經濟體的中日兩國來說卻有重要意義，日中外長在國際會議以外的場合會談時隔四年半之久。這並非在冷戰時期而是在當前的國際環境中。會議持續了三小時廿分鐘，討論了重啟政治對話等議題。

對兩國的外交官來說，舉行日中外長會談實屬令人煩惱的事情。如果實現不了外長會談，就不能為首腦會談做鋪墊；領導人不能展開對話，就不能在大局上解決一些懸而未決的事項。為了打破僵局，外長會談必不可缺，但是，中方卻遲遲沒有動作。如果日中關係正常的話，這次本應該是中方訪問日本，但是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於今年一月向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提出了自己訪華事宜，同時也表達了通過電話協商應對北朝鮮核試驗的希望。但只是接通該電話就花了兩個月以上的時間。對話是和平解決問題的基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哪一方更想積極地解決日中關係間存在的問題立場顯而易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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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最近中國的主張很獨善。在日中外長會談之初，王毅對岸田說了以下一番話，意在將責任推給日本。他說：「在這幾年兩國關係波折不斷，一再陷入低谷，其中原因我想日方自己最清楚。」三月八日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記者招待會上，王毅說：「中日關係的病根，在於日本當政者對中國的認知出了問題。」這種只有中國才能判斷「什麼是對的」理論就是非善即惡的單一標準。王毅要求的並不是平等互惠的兩國關係。

日方實際上對中國並不想通過對話解決問題的做法早已習以為常。目前，在東亞最緊張的莫過於海洋問題，日中之間有東海問題。兩國在一九九六年批准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雙方具有義務通過協商劃定東海專屬經濟區。但是，中國要求幾乎所有海域的管轄權，致使協商處於僵局。和此問題有關但分開進行的日中新漁業協定的交涉結束後，中方在國內對協定的批准推遲了兩年，又強行要求日方修改條件。此外，在有紛爭的區域，中方單方面進行科學調查活動，在日方反覆要求的情況下，在二○○一年總算建立了事前互相通報機制，但中方沒有嚴格遵守。二○○四年在海洋中間線附近，出現了中國開發天然氣油田的問題。當時，日方也呼籲對話，兩國在二○○八年六月舉行共同發表，就在一部分區域進行共同開發達成一致意見。但是，中國此後不答應具體的談判，十二月派遣海監船在尖閣諸島（釣魚台）海域進行首次巡邏，同時單方面重啟天然氣的開發項目。中方總是口頭說通過對話解決問題，實際上不是。

二○一二年九月的事件，成了日本政府結束對中國實施的理想性干預政策的轉機。中國以日本對尖閣諸島（釣魚台）實施國內土地登記文件處理（國有化）為藉口，煽動暴力性的反日遊行，每天派公船到尖閣諸島（釣魚台）海域，逼迫日本接受「新常態」。通過武力威脅，試圖讓日本接受中國的要求。但是，這種做法對於一部分中國大眾來說或許有效，在民主社會將起到反作用。中國近乎瘋狂的樣子給長時間處於「和平過頭」的日本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見到此狀的很多日本人認為在自己的旁邊出現信奉武力的霸權主義大國，迄今為止和平的地區秩序陷入危機。此後，日本政府雖沒有關閉和中國的對話窗口，但通過外交和法律手段，不遺餘力地改變政策以維持對中國的力量平衡。也就是說，安倍晉三政府極力奉行國際關係的現實主義理論，而絕不是少數特殊軍國主義者。

日中關係的停滯不前對亞太地區的未來產生直接影響。如果今後中國不和日本對話，或者一直要求附帶條件的對話，在中國崛起的新時代，日本就會越發感到不安。處在只有中共定義的「和平」狀態和 「正確的歷史觀」下形成的國際秩序，對日本來說感到恐怖。日本憂慮中國我行我素的言行，會聯合美國、澳大利亞以及蔡英文領導的台灣，加強和具有同樣問題意識的國家和地區之間的合作，對抗即將到來的中國君臨的地區秩序。其結果，在亞洲相當一段時間內，以美國為中心的既存秩序和以中國為中心的新秩序會並存，並會持續激烈地競爭。為了克服源於國際結構的不安定性，希望中國政府至少在建立避免突發衝突的海空聯絡機制上優先和日方對話。因為日中關係就是這樣如履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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