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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育政
國內推估每年約有五千人，因頭部外傷、腦血管疾病、缺氧性腦病變等等，導致腦死。但五千位腦死的病人，有做腦死判定的，不超過兩百人。每年腦死病人有做器官捐贈的，大約一百多人。
民國七十六年，〈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完成立法。隨即訂定〈腦死判定程序〉，限制腦判僅適用於人體器官移植的特定範圍。民國九十三年，改定為〈腦死判定準則〉，限制範圍依舊不變。原本這個限制不成問題，因為不做器捐的腦死病人住院幾天後，家屬覺得治癒無望，醫療費用龐大，不需要腦判就會自行決定帶病人回家往生。
可是全民健保實施後，住院部分負擔只要健保給付費用的十分之一，大部分腦死病人又符合重大傷病項目，不管住多久的加護病房，部分負擔都是零元，家屬再也不用承受醫療費用的壓力。腦死病人不要器捐的；或者因有傳染病、癌症等無法器捐的，都不能進行腦判。這樣的結果，造就了大多數不做器捐的腦死病人就只能住在加護病房，接受無效醫療，等待死亡。
腦判的思維是該翻轉了！腦判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器捐，而是要為病人好，不做無效醫療，不延長病人痛苦，也讓佔用的病床和花掉的費用，可以拿來救更多的人。至於腦死病人要不要做器捐，那是另外一回事，一樣尊重病人及家屬的意願。這個思維的翻轉，不僅可以減少無效醫療；並且符合醫學倫理的公平原則—腦死病人不論器捐與否，醫療照護及住院天數並無二致。
希望政府能夠宣布擴大腦死判定的適用範圍。只要病人符合〈腦死判定準則〉第三條的先決條件，醫師就必須向家屬說明，基於病人的利益，不忍心見他被病痛及無效醫療折磨，取得家屬同意後，就可以做腦判。在確定腦死後，醫師開立死亡證明，再依意願回家往生，或者做器官捐贈。這樣的作法，對病人、家屬、醫界、社會而言，都有受益，都是好事。
國內腦死病人做器捐的比率偏低，關鍵在於觀念問題。就筆者個人而言，如果有一天，我不幸腦死，我願意捐出一切可用的器官。因為不捐的話，器官也是在棺材裡面腐化，捐給微生物，我可不要。如果我的器捐，救了幾個心臟衰竭、肝臟衰竭、或腎臟衰竭的病人，我會很高興，因為這是我最後一次行醫，完成後就可以退休了！
（作者為大林慈濟醫院醫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