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在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高中生與大學生為紀念國際學生日而發起的遊行，因為黨國的激化與各界的聲援，在十天之後的十一月二十七日演化為總罷工，延至十二月十日，五十年來第一個非共黨主導的政府成立，民主轉型已勢不可逆。這場政治運動，史稱絲絨革命。
在其民主轉型過程中，就轉型正義的實踐而言，捷克斯洛伐克算得上是先進國家，除了公開秘密警察檔案，並追訴舊體制侵害人權的犯行之外，一九九一年十月通過的「清算法」（lustration law，或譯「清污法」），更是該國首創。依其規定，曾擔任秘密警察或與之共謀者（也就是俗稱的「抓耙仔」）、以及一定層級以上的共黨黨工等，在該法施行五年之內，禁止擔任大多數公職，無論民選或任命。這部法律，嗣後受到不少國家仿效。
清算法的立法目的，在於實現「最小限度的正義」。之所以是「最小限度」，是因為它沒有積極追究威權幫兇的責任，僅將他們消極地排除在公領域之外；排除不是報復，而是要確保民主轉型的成果：如果民主政府仍充斥著共產威權的細胞，誰能擔保他們不會暗中破壞呢？這樣的政府又將如何獲得人民的信任呢？
儘管陳義甚高，清算法的存在一直有其爭議，左派政治人物總是主張，該法是針對他們的政治鬥爭步數，而右派政府偶爾有意無意地透露檔案內容，明示暗示地指控左派政治人物曾與秘密警察合作的行為，使這樣的反彈更理直氣壯。
清算法的規定也有其缺失。它的執行有賴秘密警察檔案提供的資訊，但這些檔案的可信度大有問題；與秘密警察合作的抓耙仔，無論是自願參與或被迫加入、主動配合或被動敷衍，清算法均不加以區分，其公平性遭到質疑；它禁止威權幫兇擔任公職，卻沒有禁止他們參選國會議員（！）；它也管不了私部門，而表面上遭到清算的共黨權貴，仍坐擁金權，得以輕易地藉由豢養政客，成為政壇上的藏鏡人。
一九九三年，捷克、斯洛伐克分家之後，清算法在兩國之內都仍是有效的法律，但斯洛伐克政府本來就沒有認真執行清算法，一九九六年它就屆期失效了；在捷克，國會兩次延長清算法的施行期間，捷克前總統哈維爾為求左右兩派的和解，曾為此行使否決權，國會重新表決的結果，仍確認延長施行的結論。即使歷經政黨輪替，反對清算法的左派政黨一度執政，直到現在，這部法律仍是有效的；換句話說，儘管有著這些爭議，相當程度上，清算法得到捷克人民的支持。
在絲絨革命前後不久，台灣也歷經了解嚴與終止動員戡亂，雖在約略同時脫離性質不同的威權體制，對於轉型正義的追求，也同樣被政壇一方貶為政治鬥爭，然而，在爭議之中，捷克掙扎向前，台灣原地踏步。到今年底，這場革命就屆滿二十五年了，謹以此文紀念之，既懷想鐵幕倒下的歷史時刻，也感嘆轉型正義未竟課題，不知何時才能排上台灣民主改革的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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