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義銓

資方面對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召開，提出「ＣＰＩ三％的協商結果」、「審議會無須每年召開」等訴求，這些違法門檻去年被提出時，卻不見資方提出任何嚴正抗議。其次，有關基本工資調整公式，並不是在審議會中討論，應參考日本基本工資審議會機制，將審議會分為兩階段來進行，為期一個月。第一階段由勞動部長召集學者專家討論，提出基本工資計算公式，計算出合理調整幅度預估值；第二階段由勞資政公四方代表，由學者擔任審議會主席下，勞資代表透過勞動部提出審議相關資料及基本工資調整幅度預估值相互討論，最終由審議會做出基本工資調漲幅度之決議。如此一來，可增加勞資雙方參與審議會之意願，建立起勞資溝通平台，強化審議委員會功能。

再者，如果資方主張漲基本工資不合理的話，應提出合理的數據來溝通，如只為了隱蔽勞健保等高薪低報之陋習，那就讓太令人嗤之以鼻。此外，資方一再強調本勞與外勞的基本工資制度應脫鉤。不禁令人想起勞動部長「雞生蛋」之言論，目前大量採用低薪本勞和外勞的企業，到底能為台灣生出多少及多久的蛋，實在令人質疑。但可確定的是政府為了企業眼前的光景，犧牲大部分青年勞工的青春歲月，對基本工資凍漲及微漲的惡性循環下，國家經濟僅僅是在苟延殘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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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台灣基本工資的問題，並不在於漲多少，而是已經脫離了勞工最低生活保障水準。因此，基本工資應先遵守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一三一號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公約第七條之精神，調高至廿三Ｋ，才不致使基本工資每年都在落後補漲。因此，今年基本工資一次漲足將是未來勞資雙方平等對話之基礎，且加上兩階段基本工資審議法制化的話，基本工資調漲將可擺脫「施捨」的標籤，才是勞資雙贏的一個良好開端。

（作者為基金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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