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厥安／台大法律系教授；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監事
系統風險是指，現代社會因為生活關係、體制安排、科技運用等因素密切交織之複雜系統所必然產生的風險。借用一位社會學者的話：「在現代社會裡要生活得很簡單，是一件很複雜的事情。」每天看似理所當然的例行小動作，例如打開冷氣，都無可避免觸發許多複雜系統的運作，也將自己，其實也將許多我們不認識的其他人，一起置入了各種風險當中。不清楚這個學理的，也許可參考電影「絕命終結站」的誇張劇情。
然而現實生活不是戲劇情節，我們終究還是要理性地分析真實複雜系統所帶來的各種問題。以高雄氣爆事件來看，媒體一陣找出肇禍者、抓出元凶的呼喊，這種只抓「誰家的管」漏氣的方式，固然是一定會出現的情緒與集體心理反應，然而鋸箭推諉、打造替罪羔羊的態度，對於增進我們因應系統風險的能力並無幫助。
即使是已經有點遲鈍的現行法律體制與思維，也無法如此簡單操作。就以因果關係來看，一定要先想清楚：洩氣不一定引燃；引燃不一定爆炸；爆炸不一定大爆炸；即使大爆炸也不一定造成重大傷亡。
以責任歸屬來看，即使確實榮化管線有洩氣，這也不必然是榮化的行為（過失）責任，因為可能是其他單位施工造成（這也確實經常發生）。但是如果明知送氣壓力異常，仍為了趕工而要求送氣，就可能構成心存僥倖、死道友不死貧道的有認知之過失。爆炸涉及多家公司多條管線，就算某家管線先洩氣引燃，如此強烈且多處的爆炸，難道其他公司管線中之氣體不同時是對大爆炸「起共同作用」之因素（contributing factor）嗎？事發後其他公司不也承認「仍有」丙烯在地下嗎？如果是，這些平常靠著埋管送氣大賺其錢的公司，難道不該承擔無過失的風險責任嗎？總不能說賺錢有份，災難無責吧。
標示犯行者，是任何文明的內在傾向，所以天災就怪老天爺，災難後就去獵捕特定該負責者。但是因應複雜系統之災難最重要的是「學習」，是提升我們「認知」這些狀況的能力。在此案中起碼要想想：是洩漏丙烯的元凶廠商比較「有罪」，還是商議在住宅商業地區埋管賺錢的「共謀者」更「有責」呢？而這些「共謀者」又包括了誰呢？
前面提過，大爆炸不一定大死傷，高雄氣爆確實就有個關鍵要命的三小時。依據高雄市政府目前的說法，關鍵是涉嫌洩氣的廠商沒有即時通報，法規上好像廠商也沒有通報的義務。但是依照「災害防救法」要求訂定的相關計畫與附錄，都要求相關業者應與地方政府相關單位建立「通報機制」，以利採取應變措施。因此法令面的規範基礎是存在的，只是此等通報機制在這次應變過程中卻完全當機。
另外，災害防救法第二十四條授權的「撤離」以及對設備物件的強制處分權，也都沒有發揮作用。已殉職的某小隊長，依照其隊員的回憶記載，當場已經告知隊員：「這個濃度真的太高了，一定爆，稍微一點點火花就爆！」這表示好不容易經驗累積培養出來的人才，已經「合理判斷」必然會爆炸，但是這個至關重要的判斷，為何沒有即時在決策機制裡面發揮任何作用，因而導致消防人才與民眾無謂的傷亡呢？知識、經驗、資訊、判斷，是因應系統風險最重要的資產，這次的體制運作，不但沒有好好運用關鍵判斷，還擺人才在第一線灑水，徒然犧牲。事實上民眾早已不斷將各種現場資訊傳到市府各單位，但是從市府公布的時間序列來看，只模糊提到「搶救」，卻看不到即時的判斷與處置。因此調查程序上，恐怕也需要了解或查扣相關通訊紀錄，尤其是否處理了「必會爆炸」的資訊。
當然也許高雄市政府已經充分克盡職守，陳菊市長也表示這種災難不是任何地方政府可因應的。這就涉及一個更大夢魘：難道一兩個自私或錯誤決定，在很短時間內就會達到「無法回頭點」，導致系統全面束手無策嗎？如果是這樣，這已經不是系統風險，而是超標的高風險了。超高風險只能全面撤管，這就不是法律或行政措施，而是一個「政治」決定了。
全面撤管的主張要達到「共識」容易，然而「共業」艱難。從殖民到威權，在缺少民主機制下塑造了台灣的石化依賴，並延續至今，然而其中潛藏的氣爆、汙染、致癌等並非必然要接受的風險。系統風險並不表示其中沒有價值的選擇與民主法治的向度，具體風險資訊的公開化，就是一個起碼要求。但真正的挑戰在於，是否以及該如何透過民主的過程來擺脫我們的石化業障。
聖經馬太福音曾提醒信徒不要當愚拙的人，竟把屋舍蓋在沙灘上。然而我們的共業之一，是否就是老愛把屋舍蓋在油氣管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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