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茂桂／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
中國政府對於台灣「讓利」的策略，是長期「以經促統」的一部分，這既非危言也非新聞，而是公開的「和平統一」戰略。但這樣的統戰也可能踢到鐵板；今年三月反對兩岸服貿協議通過所引爆的佔領立法院運動，即為一次公民群體抗議的激烈行動。而這場大規模抗議，說明看起來兩岸經濟熱絡、成效卓著，各項交流不斷加深加廣、層級上升之際，卻有可能在同時間刺激了更多的社會矛盾，引爆無預期的大衝突。簡言之，所謂「海峽紅利」，一方面固然可能營造出「兩岸政經利益共同體」，成為統戰的協力者或單純獲益者，另一方面也可能因為差別分化，擴大了台灣社會內部的既有社會矛盾，甚至建構出新的政治對抗。
台灣民眾究竟哪些家庭背景屬於經濟獲益者？或者哪些屬於非獲益者（含受損及無影響者）？我們可以從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中國效應研究小組」的三次全國調查研究結果中一窺究竟。
以二○一三年的調查為例，發現兩岸經濟交流而自認受惠或者受損的家庭的比例約各佔三分之一，但以經濟受惠的家庭比受損的稍多，兩者的比例約為一．一七比一（而另外也有三分之一的受訪家庭，表示「沒有被影響」）。還有發現從二○一一到二○一三年，受惠家庭的比例有小幅度成長的跡象。
其次，究竟是哪些背景的個人，他們的家庭相對比較容易獲益呢？統計上我們可以試圖找出背景特質相對獨立的「淨效果」。如果效果是正的，表示有更高的機率容易獲益，如果是負的則相反。結果顯示，出現正效果的有一、教育程度高（專科以上），或者說如果他們是從事管理及專業階層的職業，相對於農、工勞動者、低收入勞動者，或者說他們的個人所得高者，都會有正向效果；二、外省人背景，相對於其他台灣人也呈現顯著的正效果，相對更容易獲益；至於在負效果方面，三、屆退休前的五十至六十四歲這一層民眾，實際上是各年齡層中唯一顯示成為「獲損」家庭可能性較高的一群。其他對於獲益與否並無影響效果的個人背景有性別、婚姻狀態兩項。
這樣的發現，有助我們對海峽紅利的受惠家庭及非受惠家庭側寫：社會經濟位置相對較高的群體，例如管理與專業職業者、收入高者等，他們有更高的機率落在受惠家庭組，如果家庭是外省人背景，也會提高這樣的機率。相對而言，農工職業、低收入勞動者、或者屆臨退休年齡前的那個世代，成為受惠家庭的機率比較低，且受損的比例大於受惠的比例。
對這樣的發現，我們有什麼解釋或者引申呢？首先提醒讀者，本研究只能說明家庭獲益情形的比率或者機率，但並不能評估獲益程度的大小程度問題；二、假定台灣對於中國的經濟依賴，很大部份是基於台灣的製造業對出口歐美市場的需要，那麼高社會經濟位置者更容易成為兩岸經濟的受惠家庭，形成類似Ｍ型社會的情形符合一般對於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經濟的假設；但重要的是兩岸經貿來往有一點並不符合所謂「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型，因為它實際上更受到黨國資本主義、統戰需要的指導而進行。
三、外省人背景成為受惠家庭的機率和成為非受惠家庭的機率比值為一．三五比一，要多出了三十五％的機會。「外省人」背景會提高落入受惠家庭的機率，這是需要更多研究的一個發現。一般而言，外省人背景多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相對「中國人」選項），比例已達六成五，作為固定的族群分類雖不適合，但在政黨偏好及兩岸政策的同質程度高，仍為有政治意義之文化群體。那麼外省人背景為何出現正的淨效益呢？
外省背景群體相對有更多原生的社會關係網絡，例如親屬、同鄉故舊等關聯，有時也延伸到第二代，是以他們訪問中國大陸的頻率，相對其他台灣人群體也更高。在這樣背景下，我們假定以下因素可能提高外省人成為受惠家庭的機率：一、和「故鄉」的社會連結，這和所有返鄉移民的「受惠」情形類似；二、和傳統民族文化的親近、政黨屬性的特色，相對更容易成為統戰拉攏對象，或者說相對其他人更容易產生正面的回應；三、因為更相信在中國發展迅速而比在台灣的機會可能更好等因素，而有家人在中國發展，成為受惠家庭。
最後我們必須指出，即使有家庭因為海峽紅利受惠，但不論受惠或受損者，而且不論是在二○一一年與二○一三年，都有將近八成民眾認為台灣的貧富差距問題會更加劇，而且估計約三分之一的勞動人口，都報導有「可能失業」的擔心。這說明我們社會加劇的「不均」，可能引發新的階層及族群背景矛盾加大，是造成兩岸關係不能如中國預期，或者如兩岸政商利益共同體所欲想般成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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