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歷史學會舉辦「二十世紀人物評價與歷史研究」研討會，我發表〈李友邦的悲劇與歷史教育─兼論課綱「微調」〉一文。以下是本文主要論旨：
此次教育部對中學歷史課綱的所謂「微調」內容，在日治時代部分強調台灣人參與抗日的歷史，其中特別增加「李友邦等赴大陸參與抗戰」內容。
學生如果只讀上述「微調」課綱所編撰的課本，對李友邦的認識就是「台灣人效忠祖國的抗日英雄」，殊不知這位「效忠祖國的抗日英雄」最後竟被「祖國」槍斃！
當時身兼台灣省政府委員、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副主任、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台灣區團部主任的李友邦，於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被蔣介石下令逮捕，四個多月後被處決！
李友邦為「祖國」賣命，最後卻遭「祖國」奪命的歷史，絕非只是特殊個案，而是當時台灣社會菁英們的共同命運。
歷史的理解應該多面且宏觀，歷史教育也該如此。然而這次歷史課綱「微調」，僅擷取李友邦赴中國參加抗日行動的經歷，「台人參與祖國對日抗戰」顯然符合國民黨的「政治正確」；但是李友邦最後遭「祖國」處決，則隻字不提。其實這段「為『祖國』賣命，卻遭『祖國』奪命」的歷史，才是台灣人更該記取的歷史教育。
這種選擇性的教材，無助於對歷史的多面理解，只是「借死人講自己的話」，用斷章取義的教材來誤導學生，那不是歷史教育，而是「反教育」。無怪乎黑格爾說：「人類從歷史得到的唯一教訓是，人類沒有從歷史得到教訓。」
固然，歷史教材因篇幅有限，不可能毫無選擇，但教材選擇除應多元而宏觀外，必須符合比例原則，例如事件影響的深淺、規模的大小、遠近的關係等等。萬不可捨影響深者，而取影響淺者；不該捨規模大者，而取規模小者。
以李友邦參加中國抗日的「台灣義勇隊」而言，在中國抗日戰爭史上及台灣史上並無結構性的影響。若論規模與時間，這個運作約六年多的「台灣義勇隊」，人數只有原先的四十二人，後來增加到七百多人而已。這樣的時間與規模，如果拿二二八之後在日本、美國、歐洲發展出來的台灣獨立運動的許多組織（如「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來相比，長期在海外為台灣人發聲時間長達五、六十年，參加人數成千上萬，而且成員「幾乎清一色的知識份子」、「全世界根本看不到這種幾乎每人都是碩士和博士的革命團體」。海外台獨運動與組織不僅影響國際政要，也對台灣島內的民主運動發揮直接或間接的作用。如此天淵之別，如果李友邦的「台灣義勇隊」必須寫入課本，則台獨運動的組織與團體就更該大書特書！然而卻隻字不提，顯然不合比例原則。這樣的課綱「微調」，只是在替國民黨進行政治宣傳而已，絕對不是教育！
（作者李筱峰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http://www.jimle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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