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會佔領運動期間曾經提出「召開公民憲政會議」的主張，雖然相較於退回服貿或先立法再審查，這是一個抽象，內容相當不確定的主張。但是佔領結束後，台灣應該進行修憲以解決憲政危機與僵局的聲音，倒也在政壇與社會各界引發不少迴響。
在三三○的群眾大會上，曾問群眾，愛不愛台灣？台灣是不是自己的國家？兩個問題都獲得群眾壓倒性的肯定回答。但是沒有辦法問下去的問題是，「台灣有沒有自己的憲法？」如果沒有，是不是應該制定自己的憲法？問不下去，倒不是因為這涉及統獨藍綠，而是因為這個問題會引發「困惑」，而這種困惑，不在專業知識的缺乏，而是公民對憲政體制認知的模糊與距離感！
中華民國有一部憲法，然而台灣卻沒有憲法。曾有論者指出，修憲權源自於制憲權，既然已經七次修憲，實質上等於確認了台灣人民擁有完整制憲權，甚至可以說已經「制憲了」。暫時不論這個看法在法政理論上的意義，也先不要計較目前這部憲法的名稱，九○年代以來的歷次修憲，也許可以說是進行民主化的「政治工程」，但是卻還談不上是一場「政治運動」。這幾次修憲除了要讓憲政機關獲得「自由地區」人民投票之民主正當性外，主要都是為了解決政治菁英現實政治操作上的需求，而與人民的憲法意識無甚關聯。
這當中還有個重要的背景是，民主化與本土化之趨力，必須與統獨認同分裂的危機相互妥協，為了保護民主，必須政治團結；為了政治團結，不得不先放下制憲與獨立建國的「激進」路線，而代以增修條文修憲以及總統直接民選的混雜形式，有限滿足了各方面的需求。
這種比較少有的，動員群眾支持各種改選與直選，卻又壓抑制定新憲法的民主轉型方式，不但讓許多重要的議題擱置未決，例如轉型正義、政黨（黨產）、公投、財政、中央與地方等，也讓已經獲得選舉權的群眾，逐漸與憲政議題疏離，對於憲法長期無感。除了投票、競選與候選人，人民普遍對於民主日常運作的「體制」問題漠不關心。
感謝三十秒的粗暴通過以及三個星期的國會佔領，這個狀況似乎有了根本性的移動。近來一份民調指出，有很高比例民眾認為現行憲政體制不能解決問題，也支持召開公民憲政會議，甚至還表態支持內閣制。即使單次民調的可信度與穩定性仍可質疑，但大致可以確定的是，只有很少的人會認為現行體制「沒有」重大問題，「可以」解決重大政治爭議，因此「不需要」推動憲政改革。
眼前憲改的第一個態勢就是：這是公民憲改與社會力憲改的肇始，人民已經漸漸開始對憲政問題有感，而且這個有感的大方向就是：這部憲法實在很爛，讓人民很討厭的政客不用下台，人民很反對的政策也無法改變，所以非要好好修改一番不可。因此政治與學界菁英們要注意了，現在再也不可能搬弄華麗學術詞藻（實則反動修辭）來唬弄人民，試圖阻撓人民追求良善憲政體制的意向。未來幾年社會力將檢視監督，看看政學界人士會發明什麼說法來阻擋憲改。
第二個重要的憲改態勢是，這將是一次「世代憲改」與「未來憲改」。人們常說，重大公共議題難解，例如房價、國債、年金等，受害最大的是年輕世代。但我們很少檢討，那最大的受益者會是哪些中老年人？肯定不會是所有中老年人。以憲改難以加速的特性，固然難以期待立刻以新體制來解決老問題，但是難道我們因此要用老體制來陪葬新世代嗎？年輕世代已經唱出世代正義與「未來在哪？」的序曲，沒有退路，只有前進，中老年的既得利益集團還能抱著連自己都不相信的憲法「條文」繼續玩下去嗎？
本次的佔領運動中，浮現了一句激動人心的口號：「自己國家自己救！」很有趣的，將近四十年前，一位憲法運動的前輩曾經寫下：「但是，我們台灣人的自由、和平、與生活，仍時常受到外來政權的蹂躪。因而，我們決定以自己的力量，來維護自己的自由、和平、與生活…」。比這早幾年的一九七一，當時台大學生洪三雄、陳玲玉等，發起了爭取言論自由的運動，並質疑老「法統」與國會為何不能改選。一直到二十年後的一九九一年，國會才全面改選。
任何的民主與憲法運動，都是「歷史性」的。我們既不能忘記歷史，也不要忘了，我們現在的所作所為，都要以二十年、四十年後的觀點來界定。當年國會不能全面改選，只能「增補選」的主張，一如現在只能用「增修」條文修憲的自我侷限。現在的中華民國憲法，其實就是最後的法統。再過二十年，連學運領袖都變成中年大叔時，還有多少人會依戀這個憲法殘影呢？
前面引文留白的「…」是：「於此，我們結合，以創設獨立的台灣共和國」，那位前輩是許世楷先生。十餘年後的鄭南榕就是因為刊載這個「台灣新憲法草案」（引文為草案序言）而遭圍捕，最後殉難。因此除了言論自由與台灣獨立，鄭南榕也可說為了「新憲法」的「理念」而殉難。
雖然舉目四望，現在推動修憲、制憲確實困難重重，單是修憲程序就會讓人挫折不已。但是只要秉持新憲理念，回顧歷史先行，閱讀憲草序言，常想著自己國家自己救，那麼我們的一切維護台灣自由、和平與生活的努力，就不會白費，這個島嶼天光的新憲運動，也注定會邁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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