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毅／高雄長庚醫院精神科系、身心醫學科醫師

比利，一個與父母同住的十九歲年輕人，沉浸在自己建構的想像世界，怠惰現實生活的工作。他幻想自己是戰爭英雄，他幻想自己統領一個叫做Ambrosia的王國，也幻想替知名喜劇演員撰寫劇本，他虛構自己的家世背景，他吹噓自己擁有遠方豪宅而同時與兩名女子訂婚…。他終於遇見敢愛敢冒險的陽光女孩麗茲，相約到倫敦開展新人生，比利卻開始躊躇，最後一刻藉故錯過開往倫敦的火車，回到老家，再度躲進習慣而安全的幻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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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九六三年英國經典新浪潮電影《說謊者比利（Billy Liar）》的情節，如今卻穿過時光隧道，重現在五十年後台灣島上的一個南方城市上。這個城市的市民歇斯底里般歌頌滿腦子奇想的比利，因為他帶給坐困愁城的人們久違的歡樂。這個城市的人民唾棄勇敢挑戰逆境的麗茲，因為她逼迫人們面對殘酷的現實。比利以救世主的姿態降臨這座城市，所到之處，望風披靡，他的風潮甚至隨後擴展到整個島國。比利的崛起是個無法否認的事實，但是，比利到底是如何辦到的？

診療室內，個案長期受困於創傷情境，窮盡所能卻脫困無望，唯一存活之道是讓自己無感於痛苦，讓自己進入嘉年華式的狂喜狀態，有如從憂鬱進入狂躁，原有的苦惱彷彿大衛魔術瞬間消失，這是一種極端的躁狂心理防衛機制，目的無他，保命而已。

診療室外，一群受困無助的人們分享著共同的悲慘遭遇，彼此的歧異與衝突消失殆盡，群體得到一個毫無異議而且被擴大與強化的共識，沉寂許久的全能自大、毀滅、破壞等等原始本能開始復活，得以在無視外在現實的情況下集體投射到救世主比利身上。比利乘載所有群體成員的原始自戀本能於一身，因此變得不具同理心，同時也極具破壞性，群體成員強力認同比利的代價則是集體智能退化，因為不被允許思考，思考是會破壞和諧的。

無感於現實的痛苦確實成功撫慰人心，它催眠般滿足了渴望安定幸福的心理需求，它幻覺式地自給自足在與世無爭的桃花源中，它非但符合原始人性的享樂原則，甚至超越了享樂原則，無知也無畏與現實的距離愈來愈遠。無感當然沒有真正解決困境，非但沒有，還正以一個難以想像的力道強化了原有的困境，直到困境最終被常態化、被內化、被鑲嵌為人格的一部分。

診療室內，個案發展出一種錯覺，讓自己不必面對現實困境的無助感與絕望感，然而錯覺卻逐漸凌駕於現實之上，並且終究取代現實，近乎一種妄想狀態，內在世界於是質變為一種極端倒錯狀態，這是佛洛伊德稱之為精明不過的解決方式。錯覺其實就是一種造假，一種謊言，而且以假亂真，它必須癱瘓思考能力，因為思考危及錯覺，是個不折不扣的敵人，思考讓虎視眈眈的現實重新站上舞台。

診療室外，一群安逸於錯覺的人們組成的政治性群體，當遭遇現實挑戰時，會選擇重新思考現實面，還是築起更高聳的錯覺高牆，以防堵現實浮現？以陳其邁與韓國瑜為例，我們很清楚看出高雄市民選擇後者，這個結果忠實反映高雄的發展困境已經呈現慢性疲乏，相對於其他城市，高雄確實陷入最困難轉型的僵局中，進不了也退不得，市民對於言之有物的市政願景多年來已經失去耐性，甚至近乎絕望了。

陳其邁作為一個深耕多年的在地政治工作者，對於高雄的發展困境最清楚，勾畫的市政藍圖最符合地方現實需求。然而，在現實困境無法及時突破的窘境下，更多合理的政策反而凸顯出政治現實的荒謬與無奈，嚴肅思考現實問題只是將市民推下更深一層的痛苦深淵，這時，遠離痛苦的嗎啡與迷幻藥反而受到青睞。當人們不思考，激情主宰一切，而激情是原始的、衝動的、是高度渲染性的，它讓人們處於亢奮的狂喜狀態，似乎一切等待韓國瑜以救世主的角色出現。群體猶如一場夢，群體的領導者總是被期待帶來振奮人心的夢想。

韓國導演李滄東二○一八年的作品《燃燒烈愛》中，學默劇的女主角海美對著男主角鍾秀講了一句饒富哲理的話：「不要想這裡有橘子，只需忘掉這裡沒有橘子，最重要的是你要渴望吃橘子。」同樣的道理，韓國瑜要高雄市民不要想像他會做什麼，而是要忘掉他不會做什麼，重要的是你要渴望他會做什麼。韓國瑜一點也不需要了解、也無心了解高雄真正需要什麼或是不需要什麼，因為他並不是來「解決」高雄困境的，而是來讓大家「忘掉」高雄困境的，因此，他恣意提出許許多多讓人瞠目結舌的施政方針，但就是無關於解決現實困境。

今年三月英國衛報一篇讀者投書，標題是「媒體如何讓惡毒的白痴掌權？」，其中一段話大意是「在一個二十四小時播放新聞的時代裡，收視率下降，競爭激烈，需求量最大的貨品就是聳動的流言。不管內容如何，不管事實與否：此刻最重要的就是影響力。一個口無遮攔的丑角，即使是早已引起公憤的人物，比一個言之有物的人還更是有利可圖的資產。因此，最大的政治舞台被一群慣於叫囂的吹噓者盤踞住。」

納粹式的激昂演說，百般低俗、近乎粗鄙的口號，加上超級無敵宏觀卻一點也不實際的願景，韓國瑜念茲在茲的是如何維持、甚至攀升大家對他的高度期待，而不是如何落實他的政策，因為他的政策沒有實質意義，不管落實或是不落實都是麻煩事，他很清楚遠離現實愈遠愈高才能避開他一點也沒料的內在空虛，如此才能維繫他無所不能的自戀需求，因為，現實永遠是自戀者的敵人。一位著名的精神分析學者Kernberg指出，病態自戀者嚮往領導者位置，多數是視它為獲得同儕與外界讚美與自戀滿足的泉源，而非因為機構賦予他的某種任務。他也警告，所有的領導者人格病態中，危害組織機構最嚴重的大概就是自戀型人格。

納粹式的激昂演說，百般低俗、近乎粗鄙的口號，加上超級無敵宏觀卻一點也不實際的願景，韓國瑜念茲在茲的是如何維持、甚至攀升大家對他的高度期待，而不是如何落實他的政策。（資料照）

俄語有一個名詞perestroika，意思是「重建」，指的是戈巴契夫自一九八七年起為了挽救蘇聯當年陷入僵局的經濟困境而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提出這個詞彙的重點在於這個階段具有無比的脆弱性與危險性，隨時可能因為各種因素退回原來的政經結構，舊勢力一旦復辟，政經情勢通常更加嚴峻、更加反動。同一年，台灣解嚴，同樣面臨政經結構轉型失調的巨大衝擊。三十年過去了，台灣在冷戰結束後險惡的國際關係角力中顯得左支右絀，伸展空間被嚴重擠壓，民主政治的轉型之路遭遇無比的阻力與嚴重扭曲，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各個層面的改革全面陷入僵局，時至今日，幾乎可以蓋棺論定是失敗的。

台灣不被國際社會承認卻被要求維持現狀，長久下來形塑成一種病態社會人格，無助的人民習慣處在一種被量身定制的錯覺中安身立命，普遍失去創作能力與思考能力，這是最容易受到外力掌控的情境。過去一段時間的選舉結果很諷刺卻不意外，證實台灣民主政治之路岌岌可危，而這早就是進行式。台灣面臨的是退此一步，即無死所的關鍵：選擇比利，繼續委身於錯覺中；還是選擇麗茲，勇敢開疆闢土。台灣，必須做出抉擇，時間已經站到對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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