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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立民
某知名導演對劇組女工作人員性侵，多人爆料當事人早有前科。筆者於大學教授性別與法律課程，深覺美國好萊塢的「#Me Too」反性騷運動未能在台灣如西方及日韓等亞洲先進國家掀起波瀾，更鮮有「打破沉默者」（Silence Breakers）跳出來指控，殊值感慨。特別是演藝界，若非此次女性劇組人員勇於報案，或許又跟先前曾經的傳聞一樣，不了了之。如何建立民眾正確的性別意識，實為當務之急。
在社會運動的遞延上，美國「#Me Too」運動後，進而於二○一八年元月發展了「Time’s Up」活動，推動性別平等及協助受害女性勇於提出司法救濟，並呼籲參與第七十五屆金球獎紅毯秀的女性全身穿著黑服，以反對性侵犯及性騷擾的惡態。反觀我國，檢視這一年來的性別社會運動，好像寒冬中的燭火，只見稀疏的論述，未見社會運動的具體響應，實為遺憾。屢見不鮮的，反而是包括中央高官捷運偷拍及所謂「台灣演藝之父」性騷擾判刑等新聞，弱勢的被害人如不鼓起勇氣主張，可能光看到這些頭銜就嚇到吃手手。
依照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六條規定，各級學校應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推動並落實性平教育；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三條規定雇主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此外，依性騷擾防治法第七條規定，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揆諸前述規定，法規層面上似已充足，但實際上真的夠嗎？相信各位讀者心中自有一把尺。
（作者為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