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市舉辦的祭孔大典，學童跳六佾舞。（資料照）

林孟皇／台北地方法院法官、民間公民與法治教育基金會董事

台灣民主轉型以來，推動過許多的教育變革，雖然常常眾聲喧嘩，卻大多不斷往前邁進。不過，也有伴隨著政黨輪替而產生政策翻轉的情況，其中課綱、教科書的爭議尤烈，甚至上綱為統獨之爭。在配合十二年國教的總綱、各領綱陸續通過之後，該是我們好好檢視、思辨新課綱上路所彰顯的意義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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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課綱的通過，雖說是配合十二年國教，它的組織運作、審議程序，卻是二○一五年全台數百所高中職反對歷史課綱微調，串聯「反黑箱課綱」運動後修訂的。這個新世代的公民運動，除了要求撤回微調的課綱之外，還主張：公開制定課綱的相關資訊、建立課綱審議的公民參與程序。

在各個領綱中，課程最複雜、意見最多元、整合難度最高的社會領域已審議通過。依照列席課審大會的議事程序顧問江榮祥的投書顯示，在審查的過程中，來自於教育現場、家長團體及學生的各種意見紛呈；不過，委員們彼此皆能諒解，在教育專業與多元民主間求取平衡。而依照表決結果來看，出席委員卅七人，同意卅四票、不同意兩票、無效票一票，可見委員們對新課綱有高度的共識。

由此可知，這次新課綱的通過，不僅符合正當程序，而且獲得代表多元意見、來自社會各領域的委員們的高度支持。但為何時不時又有廢黜儒家倫理、另立一套威權歷史知識的雜音，甚至引來對岸「搞文化台獨」的批評？如果我們沒有瞭解國民教育在中華民國史上，尤其是課綱、教科書的發展歷程，是無法洞悉箇中緣由的。

話說一九○一年清朝開始推行西式教育，但發布的教育宗旨為：忠君（維護以皇權為核心的集權制度）、尊孔（儒教的三綱五常為君主專制提供了理論基礎）；同時，設置「修身」課程，按照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論來安排教科書的內容，希望用傳統儒家倫理抵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以鞏固清朝的專制統治。

民國成立後，臨時教育總長蔡元培通令：凡各種教科書，須合乎共和民國宗旨；並稱：「忠君與共和政體不符，尊孔與信教自由相違」，遂取消清末學堂祭拜孔子與讀經課程。

其後，袁世凱為復辟帝制，在文化思想領域推行「尊孔復古」政策；當上皇帝後，更高舉「愛國、法孔孟」教育宗旨。如此作法，激起當時中國自由思想知識份子的不滿，掀起了一場新文化運動。

一九一九年美國教育家杜威來華兩年，廣泛宣揚實用主義哲學思想；同年九月第五屆全國教育聯合會議參照其理念，宣布以「養成健全人格、發展共和精神」的教育宗旨，不以特定主義束縛受教育者。一九二二年模仿美國學制，翌年為此編定的新課程中，原本帶有濃厚儒家思想色彩的修身課程，被源於西方的「公民」課程所取代。

訓政時期開始後，一九二七年公布的《教科圖書審查條例》規定：審定圖書，以不背本黨的主義、黨綱及精神，並適合教育目的者為合格；一九二九年國民政府公布：「中華民國之教育，根據三民主義…」，一黨的主義成了禁錮受教育者思想與個性發展的鐐銬，成為黨派控制社會的工具。一九四九年之後，國民黨威權體制繼續在台灣推行這樣的政策，自小學至大學，由國家建構一系列以「國家意識、民族精神」為主軸的公民教育。

直到民主轉型後，政府才陸續推動教科書開放編寫、一綱多本的教育政策，並推出《認識臺灣》教材、增加國文課程的白話文比例。希望藉此去除過去國家對教育不當的管制與干預，增加教師在教學內容方法上自主發揮的空間，才能回歸教育的本質與目的。

可惜的是，第二次政黨輪替後，馬政府回復灌輸特定意識形態的惡例，開始推動「正名」、「恢復中華」的國族文化使命。於是，在他任內陸續有：酌增文言文比例、增加「中華文化基本教材」課程時數、公告高中語文及社會領綱微調方案等政策。

這樣的歷程告訴我們，台灣深受中國傳統思想的影響，追求單一的價值，某些政治勢力想要藉由課綱與教科書，掌握文化與歷史的詮釋權。也就是說，執政者可以賦予歷史事件特定的正面或負面價值，取得標準答案的決定權，以影響並操控國民的思想，鞏固其統治基礎。

我們究竟該怎麼看待課綱、教科書？台灣是個民主法治國家，自由與民主是建立在人的尊嚴、科學及理性的基礎上，需要的是能獨立思考、為自己行為負完全責任的獨立個人。因此，我們應擺脫特定意識形態的灌輸、國家民族情感的形塑動員，而改以涵養學生尊重、同理心、講理與批判性思考的能力，這樣才可使其能當家作主、做國家的主人。

至於怎麼看待儒家文化？紀念孔子的教師節剛過，誠如某位歷史學家所說的：在中國歷史上先後以「君子」、「聖人」、「教主」面貌出現的「孔子」，我們要紀念、學習的是君子形象的孔子。而強調家父長、集體利益的儒家倫理，應該創造性地轉化為以權利為基底、強調正當合理的自由主義思想，這才是憲政民主社會中公民教育的本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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