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裕焯
台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於三月二十八日上午召開一場印尼籍移工與雇主間的勞資爭議協調會，會中陪伴移工出席的ＮＧＯ工作人員，因為錄音的爭議，於協調會場遭仲介毆打成傷，這起事件讓人驚覺：儘管移工的人權訴求反覆再現於社會脈絡中，人身安全的危害自始存在，而且這危害延伸到賦權的工作者身上，著實令人匪夷所思。
當勞雇雙方發生爭議時，抱怨「移工不好用」，便成為買家的初步反應，「要退、要換」則為進一步的反應，當商品因制度導致不能退換時，「丟棄」則可能是最終處理方式，若丟棄的手段更精緻一點，「謊報行方不明」不失為上策，惟在再一次購買之前，必須歷經六個月的等待期。
ＮＧＯ人員遭受公開的暴力攻擊，更意味著移工弱勢者氛圍的渲染力比想像中強烈，它可能穿透公共場域的約束力，而讓對立者產生自以為優越的過度想像。
在這種不利於移工的情境之下，二○○三年後，因為作家杏林子的事件，引起社會關注移工勞動過度密集對身心健康所造成的不利影響，因此移工團體的社會實踐走向集體化，逐漸受到更廣大的關注。這發展成為現行制度的反動力量，在在對於聘僱制度以至於仲介制度提出質疑與挑戰，因此也成為仲介業者眼中的壞份子。儘管移工運動的行動較為基進，但自始它的價值是溫暖的，以對弱勢者賦權為中心思想。
就本次事件而言，移工在整個遭受不當對待的過程裡，是否有能力自救以至於抵抗，是個值得關注的面向。因為賦權所有作為便是以弱勢者自身能力的提升為首要目標，它是個體精神面向的提升。至於友善的制度、方便的資源，則為外在的支持，如同衣物。
台灣社會十多年的移工運動，移工自始處在需要被救援的位置，這反映出進步的幅度不如預期，而外在支持無法由移工自動尋求，更讓人懷疑入境時那些人身安全宣導的環節有所疏漏，以致於ＮＧＯ人員遭受公開的暴力攻擊，更意味著移工弱勢者氛圍的渲染力比想像中強烈，它可能穿透公共場域的約束力，而讓對立者產生自以為優越的過度想像。這種種看似停止前進的現象，正凸顯移工人權的困境。
（作者為國會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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