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嘉霖
當時一例一休政策的擬定過程，民進黨政府一方面受到理想主義者的勞動權益道德教條壓力，另一方面又向資本集團私益低頭。政策討論過程只顧及利益團體的意見調和，忽略整體經濟、勞動政策的戰略性思考，並在實踐層面上缺少細緻的推演，因而設計出「休息日多給加班費」，這樣自以為兩全其美的方案。如今一例一休政策負面效應日漸浮現，政府至少也要有事後諸葛的能力，努力扭轉政策的敗局，著手建構「產業轉型最上位政策」。
如今一例一休政策負面效應日漸浮現，政府至少也要有事後諸葛的能力，努力扭轉政策的敗局。（資料照，記者羅沛德攝）
一例一休政策對應的是低薪、過勞問題，而這個勞動困境又與台灣產業體質有高度相關，本質上是整體經濟與產業轉型課題。所以民進黨政府的下一步，應從宏觀的視野，重構一例一休政策，將各個政策面向統合，包含獎勵創新、轉型輔導、勞動檢查、勞工轉職與失業救濟；甚至技職院校的角色都要進入，高教開辦回流教育、產學一體等，也應做通盤考量。
筆者曾撰文指出，瑞典在一九四○年代末期就曾以提高勞動權益的手段，迫使無效率及獲利較低的企業退出市場，同時釋出大量職業訓練資源、接手僱用企業釋出的勞工，從而達到產業升級效果，也解決不具發展性企業慘澹經營的窘境。這就是政策統合性思考的例子。
面對一例一休政策的錯誤，民進黨政府應責成國發會、經濟部、勞動部及教育部，進行跨部會整合工作。將目前破碎的施政內容，統合為彼此相互為用、搭配成套的「產業升級最上位政策」，以逆轉目前一例一休政策所帶來的負面衝擊，並進而發揮政策的綜效。
（作者為法學博士、台聯文宣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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