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自由廣場》川普「邊境稅」與企業責任

◎ 黃天麟

美國的金融檢查有一項台灣所沒有的,叫「社區供獻度」。即如台銀木柵分行有十億存款,將全部十億用在木柵區經濟活動就合乎要求,若只放四億,剩六億挪到其他地區貸放,就不合要求,會影響往後申請業務及申設分行。它的理論根據是「企業責任」,企業在這一社區營業由社區獲取資源,就也有責任回饋該社區。

本月十一日,川普在紐約開當選後頭一次記者會所宣示的「到國外開工廠的企業應課以高額邊境稅」,亦同樣出之「企業責任」的思維,值得國人深思。

即,一個企業之能長大,是由全民的繳稅、教育、建設、治安維護、消費等集合供獻之結果,非只一人之聰明才智所能完成。所以,成功的企業應以其成功的結晶,回饋社會,而非一走了之,有的甚至將海外產品回銷母國,降低母國的就業與創富功能。此種企業行為美其名為「全球化(globalization)」,但其結果是母國的藍領失業增加,薪資被壓低,長期而言降低消費、投資,削弱國力。此種現象最先顯現於台灣,而逐步擴及日本、美國、及歐洲。

此次川普之當選絕非遇然,而是「經濟轉型正義」需求的必然。是中低草根階層「對企業主過去十餘年高舉全球化大旗,隨便將生產基地移到低工資國,享受高利潤而犧牲國內同胞生活水準,造成經濟的不公不義,獨占過半國家財富」的一種反撲。川普當然看清這一美國社會的脈動,「邊境稅」就是要求企業履行應有的社會責任,若企業不回來,也要提海外非分所得的一部分以稅的方式回饋國內,是一種追求經濟轉型正義的「公平稅制」。川普有理,因此其主張廣獲回應,福特、開利都終止了投資墨西哥計畫,亞馬遜宣布增加十萬人僱用。

台灣不是沒有「川普」,一九九六年當時的李登輝總統就已看清企業動輒就將生產基地移到中國對台經濟及基層勞工之衝擊而提出「戒急用忍」。可惜政策未能持久,致台灣蒙受了遺失的十六年, 悶經濟籠罩全台,勞工及青年朋友所蒙受的長期煎熬遠比美國藍領嚴重。幸好太陽花學運適時喚起了國人,成為二○一六年政權再輪替的契機。

和美國一樣,台灣現在需要一位台灣川普,推動「經濟的轉型正義」。一例一休的勞基法修正案是通過了,但一例一休不能把餅做大。台灣最根本的經濟問題在於企業輕易地將資本挪移到國外(中國)投資,犧牲國內經濟,肥中國台商瘦國內勞工的「不公不義」。台灣需要一部經濟轉型正義的立法,如類似川普的「邊境稅」。美國能,川普能,台灣為甚麼不能!

(作者為國策顧問,曾任第一銀行總經理、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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