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立樵／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今日的庫德族（Kurds）分居四國，除了伊拉克、敘利亞、土耳其之外，還有伊朗。大致上兩河流域上游以東、薩格洛斯山脈（Zagros Mountains）北段以西，為庫德族聚居之地，但自16世紀起，因西亞地區出現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與薩法維伊朗（Safavid Iran），庫德族就分屬這兩個伊斯蘭強權管轄，也發展出庫德族與這兩國的抵抗、合作、曖昧的關係。這些問題，到了19世紀之後趨於複雜，又於1918年戰爭結束，鄂圖曼及其解體後的庫德族與伊朗的庫德族走上相似的命運。
19世紀，伊朗進入卡加王朝（Qajar）時期，為確立勢力範圍，曾與鄂圖曼有幾次交戰與邊界談判。在兩國之間（鄂圖曼東北、伊朗西北）的庫德族，對於眼下的情勢感到憂慮。而此時北方黑熊俄國的勢力也已不容忽視，並不斷介入兩個伊斯蘭國家的邊界問題。在19世紀末夾在伊鄂俄之間的庫德族，感受到情況越趨紛亂。在鄂圖曼境內的庫德族教長烏拜依杜拉（Sheikh Ubeidullah）主張要自主，不只希望伊朗庫德族一起加入，也承諾會在自治後仍認同鄂圖曼主權。鄂圖曼君主雖予以支持，但支持的目的應是為了破壞伊朗領土完整，而非讓庫德族實現自治。伊朗軍隊的反擊，讓烏拜依杜拉退回了鄂圖曼境內，結果他也遭到鄂圖曼的追擊，最後只好流亡他處。不過，往後鄂圖曼的庫德族，還有許多爭取自我權益的運動。
庫德族分居四國，除了伊拉克、敘利亞、土耳其之外，還有伊朗。（iakal.wordpress.com/category/uncategorized/page/42/）
卡加伊朗的庫德族情況不同，或許正因為卡加王室在19世紀建立王朝以來，中央權力始終沒有深入地方，在政治中心德黑蘭（Tehran）之外就沒有影響力。地方省長也得周旋在各地勢力與部落之間，直到1925年卡加王朝瓦解之前都是這個情況。鄂圖曼在19世紀中葉如火如荼的西化改革，必須由更強的中央權力來推動，卻造成地方勢力不滿。反觀當卡加王室在19世紀末更加虛弱之際，庫德族在地方上稍顯自主。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伊朗國王宣布中立。鄂圖曼與俄國的戰場延燒到伊朗西北部，影響了庫德族的生存，但在1917年10月俄國蘇維埃（Soviet）革命之後，列寧（Vladimir Lenin）政府宣布退出戰場，也自伊朗境內撤軍。這不僅讓庫德族有機會脫離戰爭的壓力，還取得了許多俄國人留下的軍火。
戰爭結束，英國與法國正要瓜分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而且還有1920年戰勝國對鄂圖曼政府的《色佛爾條約》（Treaty of Serves），雖然這給予庫德族自治機會，但還沒徹底執行就面臨凱末爾（Mustafa Kemal）的抵抗勢力，以致於1923年戰勝國與凱末爾政府簽署的《洛桑條約》（Treaty of Lausanne），就排除了庫德族的權益。同一時期，伊朗是戰爭時期的中立國，所以鄂圖曼境內的問題，例如庫德族往後被迫分佈在伊拉克、敘利亞、土耳其境內，並沒有在伊朗發生，伊朗庫德族還是伊朗庫德族。只是庫德族追求獨立的浪潮，在伊朗也構成了問題。
一戰後的伊朗正處於改朝換代的時期，軍人禮薩汗（Reza Khan）逐漸取得政治優勢。1922年，庫德族的重要領導人物希姆科（Simko Shikak）在伊朗西北部建立庫德政府，遭到禮薩汗擊退。為了防堵伊朗庫德族與土耳其庫德族串連，土耳其政府給予禮薩汗諸多支援。希姆科與其支持者都被禮薩汗驅離，轉進伊拉克。1925年，伊朗國會推舉禮薩汗為國王，卡加王朝就此走入歷史，開始了巴勒維王朝（Pahlavi）時期。禮薩汗試圖發展西式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即「單一民族國家」。在這樣的立場下，巴勒維需要建立的「伊朗人」國家，不容許出現任何所謂分離主義（separatism）。其實不管西方的概念是否存在於禮薩巴勒維的政策之中，在庫德族之外，過去卡加王朝時期就有一些「很自治」的部落勢力，例如伊朗西南方的巴賀提亞里部落（Bakhtiyari）、或是靠近波斯灣的穆哈梅拉酋長（Sheykh of Mohammerah）、伊朗南部的卡希加儀部落（Qashqa’i），他們與英國人的關係密切，甚至簽署一些合作協議也不在乎德黑蘭政府的意見。1925年後，巴勒維政府正值草創期間，任何太過於「自治」的地方勢力都被一一壓制。
鄂圖曼境內的問題，例如庫德族往後被迫分佈在伊拉克、敘利亞、土耳其境內，並沒有在伊朗發生，伊朗庫德族還是伊朗庫德族。只是庫德族追求獨立的浪潮，在伊朗也構成了問題。。（Foreign Affairs）
儘管伊朗南部的部落確實勢力龐大，然而庫德族問題對於巴勒維政府而言，比較沒有威脅性，但也不能說庫德族就沒有面臨壓迫。在短短幾年的時間裡，禮薩巴勒維整治了伊朗東西南北各個地方勢力，一改過去卡加王室對地方不具影響力的政治狀態。在這樣的情境下，庫德族也就受到巴勒維政府的壓力，一如伊拉克、敘利亞、土耳其的庫德族面臨阿拉伯與土耳其民族主義的壓迫，伊朗庫德族在「伊朗民族主義」之下，語言使用受到限制、居住區也沒有妥善的建設。伊朗派駐在土耳其的大使佛魯基（M. A. Foroughi），曾與土耳其政府討論過合作鎮壓庫德族的獨立運動。1937年伊朗與土耳其、伊拉克、巴基斯坦簽署《薩阿德阿巴德條約》（Treaty of Sa’adabad）時，目的在於維護區域安全，因此有了不讓庫德族獨立以避免造成區域動盪的共識。
伊朗並非像鄂圖曼一樣在戰後解體，所以沒有阿拉伯人或土耳其人所面臨到的生存問題，但在追尋西方式「單一民族國家」的路上，都讓庫德族成為相對的少數勢力。一戰結束之後，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伊朗人都曾試圖團結起來顛覆西方勢力，當然不容許任何族群有脫離出去的意圖。儘管時代產物並沒有誰對誰錯，但庫德族的問題，自此也如幽靈一樣糾纏著伊朗不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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